第十五章 计划管理
第一节 基本情况

　　
　　全国解放前夕，为了支援解放战争，本着“早打粮，多交粮”的指导方针，农场开始创建。
在没有进行整体勘测与规划的情况下，便开荒建场。1948年1月，查哈阳渠首工程全面进行修复，
当年实行“边开荒边种田”的原则，水能灌到哪里，田就种到哪里。秋季，为了扩大耕地面积，
积极开发荒地，好开则开，不好开则停。在生产经营上具有极大的盲目性，谈不上计划管理，
对人、财、物的配备，各种产品的产量与消耗都没有明确的计划，也没有设置计划管理机构和
专门的计划人员，由农场的会计部门或会计人员兼管。
　　1950年，农场开始制订生产计划、定额和各项标准，对当时的开荒生产起到了一定的积极
作用。但由于缺乏办场经验，及各方面条件又不具备的情况下，所定生产计划很难实现。计划
与实际相差很大。从1950年到1952年的主要农作物计划完成情况表可以看出这个问题。

　　 主要农作物计划完成情况对比表
单位：亩、公斤


　　1952年，中央人民政府正式颁布了《国营农场经营管理规程》，规程明确指出：“各农场
必须制定国营农场生产财经计划，必须在这些计划的规定下，进行组织农场的一切生产工作。”
根据上述规定，东北人民政府公营农场管理局进一步提出：“国营农场的生产计划包括数量、
质量、生产任务三个方面，只有这三方面都做到了，才算完成全年的生产任务。”这是第一次
提出了国营农场计划管理的具体内容。因此，农场便开始组织有关人员编制年度生产、建设、
财务计划，并报上级主管部门。使农场开始摆脱供给制的思想，向企业经营的计划管理迈出了
第一步。
　　1953年农场根据中共中央东北局《关于加强国营农场工作的决定》的精神，着重抓整顿、
充实、巩固、提高的工作。在冬训期间，认真总结了办场的经验教训，确定了“花钱少、办事
多、收益快”的办场方针。并做出了《关于1953年生产工作重点的决议》，制定了切实可行的
年度生产财务计划和1953～1957年农场五年发展规划。1954年2月农场又提出了进一步加强和
改进经营管理工作的具体办法，在管理机构上，设立了计划科，专门负责掌握、督促、检查各
部门计划的制定和执行情况，研究与改进计划管理制度，起到了指导生产的作用。为了使计划
真正符合客观规律，先深入生产队制定生产队的计划，再制定作业区的计划，然后编制出全场
生产财务计划，报上级主管部门批准执行，做到计划与生产相结合。并建立计划工作的检查与
报告制度，加强统计工作，以便掌握各单位计划的执行情况。通过实行计划管理，取得了较好
的效果，使主要作物的产量接近或超过了计划指标。
　　1956年，农场印发了《计划管理工作组织措施》，把计划管理工作的内容、编制、审批程
序、检查、总结等用文件的形式固定下来，使计划管理工作条理化。
　　1958年查哈阳农场隶属甘南县管理，使农场的全部管理工作受到削弱，计划管理遭到破坏。
例如1958年秋，农场的康拜因正在紧张地收割水稻，县里突然下令调出全部康拜因为人民公社
进行义务脱谷，使农场的生产受到严重损失，完不成生产计划。随着“大跃进”的兴起、自然
灾害的袭击和领导体制的频繁变化，一些脱离实际、违反客观规律的现象不断出现，偏离了逐
渐形成的比较科学的管理体系。此时，一味追求高指标、高速度，计划指标实际上成了脱离实
际的“跃进”指标。例如在“比武擂台”上，指标层层加码，提出“亩产万斤粮”，“猪产百
个仔”，“人有多大胆，地有多高产”等口号。因而在1958年～1961年期间，粮食作物平均亩
产只有67.5公斤，比第一个五年计划期间降低了29％。金星农场的近万头猪也几乎死光。
　　1962年，中共中央批转了农垦部《国营农场管理体制的规定》，强调了国营农场的生产计
划权、产品处理权、资金管理权和人员调动权集中于国家所指定的管理机关，这就将农场的领
导管理体制固定下来。由于农场认真贯彻“农场工作五十条”和“东北地区国营农场工作会议”
精神，使计划管理工作走上了正常的轨道。查哈阳农垦局在落实生产财务计划中，发现金星农
场在整顿中通过算细帐的办法，不仅每年不用国家退库粮食200吨，而且还向国家上交100吨。
由于农业和畜牧业不能很好结合，很多农副产品不能得到合理利用。金星农场将猪的饲养由集
中变为分散，把母猪分散到生产队饲养，解决了饲料问题，又由原来一人养母猪3口变成一人
养母猪15口，使计划得到了落实。企业管理费也由原来的6万元降到2.5万元，年计划盈利7—8
万元。农垦局利用金星农场的典型经验，推动全垦局的生产财务重新编制，使幸福之路农场、
金边畜牧场将原来的赔钱计划变为盈利计划，年末这3个农场都各自盈利8万余元，使全农垦局
超额完成了国家的生产财务计划。1963年农垦局和各个农场分别组织工作组，帮助各生产队编
制、落实各项生产计划，从而调动了按计划办事的自觉性。1964年农垦局建立和健全了各项规
章制度，并制定了1964～1970年农场发展规划，农场的计划管理制度得到逐步完善。
　　1966年5月，“文化大革命”开始了。农场成立了“革命委员会”，实行“一元化领导”。
在“破旧立新”、砸碎“管、卡、压”的口号中，一切制度都被打乱，农场的计划管理工作又
遭到了严重破坏。1968年9月撤销了农垦局，成立了黑龙江生产建设兵团五十五团，原所属10
个农场改为10个营。农场变兵团后，在客观上对恢复正常生产和生活秩序，起到了稳定作用。
兵团时期，团部设置了计划建设股，主管生产计划、建设计划和统计工作。尽管当时计划组织
较为健全，但生产计划的编制是自上而下的下达指标，指标定的很高，年年实现不了。基本建
设计划，也由于事先没有周密的整体规划，往往不能按期完成，投资经常出现缺口。尽管兵团
在后期总结了经验教训，结合实际情况制定了一些计划管理制度，然而由于未能摆脱“极左”
思想的束缚，计划管理观念仍然比较淡薄。
　　1976年，黑龙江生产建设兵团撤销，五十团、五十五团和六十七团分别改为丰收农场、查
哈阳农场和金边农场。各农场都设置了计财科，开始理顺计划管理工作，并制定了1976中～1980
年的发展规划。1978年，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人们的思想逐步从“极左”路线的桎梏中解
放出来。又重新调查研究，在此基础上制定了计划管理的各项制度和年度生产财务计划指标，
并将过去繁琐的审批手续改为由上级主管部门一次审批，各级认真抓好落实。但由于人们的思
想还没有彻底改变过来，加上企业“大锅饭”的影响，对计划管理和各项制度的执行不够严肃，
因而仍处于计划完不成、经营亏损的局面。
　　1981年，随着全国经济体制改革的深入发展，在劳动形式上，冲破了旧的生产模式，砸碎
了“铁饭碗”，逐步转向以效益为中心实行生产承包责任制。计划管理工作，也以经济承包合
同形式，层层落实到承包组，以承包组为核算单位，其计划指标主要有产量(农业含面积、单
产、总产)、产值、成本和利润等四项内容，并以利润为综合性指标进行年终分成。由于实行
统一计划、分级管理、划小核算单位，实行专业承包和联产计酬的办法，从而激发了全场职工
经营管理的积极性，出现了组与组、人与人之间比着干、算着干的好风气，实现了农场党委提
出的“1981年翻了身，1982年巩固住，1983 年迈开步”的奋斗目标。从而取得了1981～1983
年连续超额完成国家计划和年年盈利的经济成果，结束了农场长期亏损的历史。
　　1985年查哈阳农场根据全国农垦工作会议和黑龙江省国营农场工作会议精神，全面兴办了
职工家庭农场，在管理上实行“五统一”和“四放权”。“五统一”是统一领导、统一计划(
主要作物统一下达计划指标)、主要产品统一销售和结算、统一规划(庭院建设、大的农田治理
工程统一规划)、机械服务统一指挥。“四放权”是家庭农场对计划面积有自由种植权；对计
划外产品有自销权；生产技术措施有自主权；对本家庭农场的人财物有支配权。计划管理工作
仍以经济承包合同为主，完成产品的利费税收缴工作。同时，将职工住宅、农机具等，参照现
状按净值的80％转让给职工，转让后按种类、规格、型号和现状每年上缴农场一定的利润。
　　1988年，农场在深化改革中，在“放权”、“两自”的总的指导思想下，制定了搞活经济、
科技兴农、管理兴工的具体措施，实行场(厂)长负责制，以目标管理为内容，签定场(厂)长任
期责任状。其计划指标项目主要有产品的产量、产值、成本、利润、设备更新、教育投资、计
划生育、安全生产、回收资金、完成上交利费税等。在计划项目中的上交利费税和上交粮豆是
指令性指标，计划生育、安全生产等专项签定责任状。在种植作物计划上采取以下管理措施：
　　小麦：统种、统管、统收、产品统一处理、统一核算、统一分配。
　　大豆：统种、分管、分收、产品定额上交、分户核算、交足利费税节余归己。
　　玉米：统种(也有分种)、分管、分收、产品定额上交、分户核算、交足利费税节余归己。
　　水稻、甜菜和其它经济作物：在统一计划内，分种、分管、分收、水稻产品定额上交、甜
菜向指定地点交售、其它经济作物自己处理、分户核算、交足利费税节余归己。
　　农场由于在计划管理上实行宏观控制、微观管理权下放的措施，充分发挥了各级生产经营
管理者的积极性，使1988～1990年三年中生产得到很大发展，经济效益逐年上升。

　　 1988～1990年三项指标与1987年对比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