魂断黑土地

———一个日本女义务劳动队员的自述

原著　今井百合子　　翻译(节译)董兴业

人类是平等的。是种族歧视，民族歧视导致了战争。不要战争，绝对不要战争！那些拆散
人们家庭，用美词丽句，把纯朴的日本国民诱骗和驱赶到战场上的战争企业家和政治家们，他
们的罪行是永远不能饶恕的。

———一个日本义务劳动队员的话

祸起萧墙

昭和十六年(1941年)12月8日，突然传来日军奇袭珍珠港的消息，紧接着，日本军队同
英美两国军队作战又连战告捷。这一下，刚刚还对英国和美国心存恐惧的日本国民全都乐观起
来。“不管怎么说，日本还没打过败仗”。天真的日本国民，对战争的前途充满幻想。不论哪
个阶层，为国家同心协力，进行“总体一战”的情绪都被激发出来。

然而，要打一场总体战，必将耗尽全部国力，甚至绞尽最后一滴血。昭和十六年(1941年)
时，日本还只有240万人的军队，到二十年(1945年)，剧增至719万人。这个数字，是当时
全国男子劳动力总数的30％！农村主要劳动力几乎全被征走。日本粮食本来就不能自给，当时，
除朝鲜和台湾还能勉强进一点粮食外，其他方面早都停止了。严重的是，国内粮食生产能力急
剧下降。昭和二十年(1945年)的大米产量就比上年减少一半。特别是战争要消耗大批粮食，
一般国民就必须忍饥挨饿。昭和十九年(1944年)，大人每天供应大米330克，到二十年，就
只有300克了。而且把大麦、高粮和玉米混合配给。酱、糖、肥皂和鞋子等生活必需品也都实
行了配给制。

在粮食和生活用品极度缺乏的煎熬之下，日本国民又对战争的前途失去信心，厌战情绪给
战争前途布下巨大的阴影。粮食危机成为推行战争的一个重大问题。为此，政府除加强国民精
神动员外，又提出了各种各样的粮食增产对策。于是，继向中国派出开拓团之后，又开始筹划
把未成年少女派往中国，在北满组建农场，生产粮食。

去中国种粮食

还在昭和十八年(1943年)，旧八村一带就有13名女子应召去了中国，在现在的黑龙江省
拉哈镇附近的兴亚开拓团(现黑龙江省查哈阳农场金边分场场部南7公里处)，耕种着45公顷
土地。政府对这件事大肆宣传。结果是“征集未成年少女，组成义务劳动队，在中国满洲组建
兴亚报国农场”的计划出台了。为实现这个计划，昭和十九年(1944年)，我们第一批女子队
员105人，从福井县岭南四郡应召去了中国。翌年四月，也就是日本战败前四个多月，又有来
自若峡海岸的77名少女和17名男孩子也被派往报国农场(现查哈阳农场稻花香分场十三队，原
种子公司四队，旧地名鲍家窝棚，大姑娘团)。当时，女孩子只有16～20岁，男孩子只有十四
五岁。这些少男少女，特别是女孩子们，遭到父母和身边亲人的强烈反对。但是，稚嫩的青年
人的逆叛心和好奇心，以及出去闯一闯的欲望，使我们不再满足这个贫脊狭小的国土，从心底
向往中国大陆那片新的天地。有的孩子竟对父母说：“不让出去就自杀！”我们哪里知道，在
中国，战争形势已经向不利于日本的局面急剧转变，就在这个时候，关东军正准备调集24个师
团，70万人的兵力到中国南方，为此，把已经在24个师团，70万人的兵力到中国南方，为此，
把已经

在中国东北的全部屯田兵送上前线，但总计才组成八个师团。同年5月28日，关东军为保
持在中国的持久态势，秘密制定了放弃北满三分之二地区的计划，尽管这个计划还没实施，就
被苏联红军在1945年8月的进攻下轻而易举地全面击溃，就是在这样的情况下，我们这些被蒙
在鼓里的年轻姑娘，居然还满怀希望地离开祖国和亲人，向中国北满茫茫的大西北开去，从此
拉开了人生悲剧的序幕。

兴亚报国农场

出发时，我们受到军方、政府及各个方面的热烈欢送，周围是一片赞扬声，大家又兴奋，
又难为情。我们从下关乘船，在朝鲜釜山登陆，越过鸭绿江，在四平换车，经齐齐哈尔，到拉
哈车站下车。恰逢嫩江解冻，景象非常壮观。兴亚报国农场位于拉哈以西约40公里，距齐齐哈
尔约160公里，有耕地300公顷。农场周边有兴亚、兴隆、大平、东阳和新发五个开拓团，东
北不远是甘南县的平阳镇。

北满的土地黑油油的，踩上去又松又软，特别肥沃。据说，30年不施肥也能连年丰收。不
愧是大陆哇，一条垄就有二千多米，一直延伸到远方地平线，如此广阔的土地，在日本想都没
法儿想。

乍到农场除几栋土坯房外什么也没有，别说浴室，就连厕所和够100多人吃饭的锅灶也没
有，一到农场，我们就开始砌炉灶，搭厕所，建浴室，高兴地忙来忙去。食物不足，连酱也只
有一点点，四周没有一点绿色。

农场实行军事化管理。早上四点，听到起床号，大家翻身跃起，用冰冷的水洗把脸，整理
内务，然后到农场东边的广场列队，举行早朝拜。早朝拜有九项内容：祈祷，唱国歌，奉读诏
书等，最后齐唱义务劳动队纲领，宣誓效忠天皇陛下。临睡前在宿舍里进行晚朝拜，内容和早
朝拜差不多，只是多了些修身悟德的内容。早朝拜时，太阳从广阔的地平线上冉冉升起，我们
迎着朝阳，面向远方祖国遥拜，心中没有一点杂念，简直到了万念皆空的境地。

一日三餐都是马铃薯、高粱米、大豆和小米做的杂合饭，再浇上酱汁。有时看到红色的米
饭，还以为是小豆糯米饭，跑着跑着到近处一看，原来是高粱米。平时，米饭上总是落满黑压
压的苍蝇。开始我们觉得太不卫生，但很快就习惯了，用手轰一轰，照样吃得很香甜。由于粮
食不足，即便这样也难得一饱。早饭后，全体队员唱着歌，排成长队下地干活。一百多名少女
排成长龙，在黑油油的田野里劳动，总是吸引着当地百姓的目光，军队也常来慰问我们。

劳动非常艰苦，每天都起早贪晚，累得精疲力尽。我们和满洲苦力一样干活，卖力地播种，
锄草。播种时，大家最感兴趣的是用中国叫“点葫芦”的农具播种，争着抢着去干。农场有四
五十匹满洲马，还有鸡和猪等。我们像喜欢宠物一样喜欢这些马。

到6月下旬，小麦抽穗了，玉米和马铃薯也长得十分茂盛。我们得空就用生硬的汉语同苦
力们交谈。农场到处洋溢着和平、欢乐的气氛。

可怕的瘟疫

天气热起来。刚到7月，传说周边农场发生了急性传染病，这使我们深感不安。大约到7
月中旬，这种不知名的疾病终于在我们的农场爆发，并迅速蔓延开来。队员们一个接一个地倒
在炕上。患者先是出现40摄氏度高热，然后继发脑症，发病时在炕上滚来滚去痛苦不堪。因为
缺医少药，综合医院(现查哈阳农场医院所在地，因医院有一个大烟筒，故查哈阳农场原地名
为大烟筒。———译者注)也住满了人，我们只好把激烈挣脱的病人绑在炕上，手忙脚乱地照
看他们。尽管如此，还是有许多人死去了。

最先死去的是队干部什绢子先生。深夜，昏暗的煤油灯下，一直昏睡的什绢子先生睁开双
眼，茫然地注视着远方。突然，她大声喊：“看！船来了呀，是一艘白色的船！”30分钟后，
她静静地死去了。我们想，“她一定是坐上那只白色的小船，回故乡日本去了。

随后，又不断有人病倒，几天内就有5人相继死去。由于传染病的猛烈袭击，离开日本时
我们下定的决心和怀抱的志向，就像多米诺骨牌一样，面临一触即溃的危险。什绢子先生一死，
队员们从精神上动摇了。

据医疗班的医生说，疾病爆发的主要原因是长期蔬菜不足和高度疲劳，降低了对疾病的免
疫力。直到今天，每当我看到鲜嫩的蔬菜，心中就浮现出满洲的情景，泪水就不知不觉地沾湿
了面颊。对因此而死去的队员们，只有在心中感到对不起他们。

在我眼前，经常浮现出五天前还卖力干活的伊藤，她急病发作，医院住满了病人，进不去
医院，她躺在宿舍的大土炕上，嘴里吮吸着接受慰问时得到的一粒奶糖，不停地喊着：“我要
回国，我要回国！妈妈，妈妈……”直到死去。伊藤内脏的血管好像都破裂了，血从鼻子和口
里喷出来。两个小时以后，医疗班的医生带着我和另一个人用酒精为伊滕净面，当擦到脖子的
时侯，我不禁“啊！”地一声惊叫起来。在她散发着血腥气味的身子上，生了一层苍蝇卵！我
不停地念诵着“南无阿弥陀佛”，一边流着眼泪为她擦试身体。那种切身感受到的悲痛之情，
是无法用语言描述的。

藤井君也是那样静静地死去了。还有那个喇叭吹得特别好的男队员小林义雄君，他喊着：
“带我去福井医院！妈妈，妈妈，再见啦！”然后做出一种吹喇叭的姿势，直到死也没再动一
下。

大野敏江君的死则像偶人一样美丽、娴静。

黄昏，天边燃着野火，也许是火葬的气味引来了野狼，远处不时传来它们凄厉的嗥叫声，
那样凄凉，那样悲伤，我们向着火光默默合掌。这些事，仿佛就发生在昨天。

收获的喜悦

满洲夏日骄阳似火。原野上开满了各种各样的花朵，宛若一个广袤无垠的大花园。这是一
年中最美好的时光。5月播下的小麦转眼到了收获的季节。刚刚收割过的麦田里，到处堆满了
小山一样的麦垛，院子四周，苞米、马铃薯、茄子、黄瓜等等都下来了，真有俯拾即得的感觉。
我们随便摘些瓜果当零食吃，有时还把马铃薯埋在火堆里煨熟，香喷喷的格外好吃。

满洲大陆天大地大，一望无际，看起来那庄稼稀稀拉拉的，收割下来就多得很，到底是大
陆哇！

凶猛的瘟疫过去了，住院的队员纷纷回到农场，也因为丰收的喜悦，大家在精神上得到极
大的抚慰。为庆祝丰收，农场决定举办一个文艺演出会，队员们高兴极了，忙着搭台，邀请开
拓团的干部参加，大部分人回去排练节目，宿舍里一整天都是笑声。

演出开始了，什么舞蹈、独唱、短剧等等都有。满洲人也悠闲自得地同我们一起观看，还
不时地举起大拇指说：“挺好，挺好！”

在满洲的第一个冬天

满洲好像没有秋天。9月上旬就开始下霜，一场寒霜袭过，花园一样的大草原，一下子就
变成枯黄的荒野，直到来年4月，四周便是一片苍凉。农场挑选25名女子队员组成越冬队，留
在农场，把脱谷、放马和拆洗被褥等工作承担起来。其它队员在11月份分成两批回国越冬。

脱谷的办法很原始，把谷物铺在场院上，套上马拉着石磙子碾压，然后用木锨风选。还有
几个满洲苦力和我们一起干活儿。

场院周围的马匹不时跑来偷吃粮食，我们见了心痛得不得了，风风火火地追赶。中国苦力
却不这样，他们一直看马儿把肚子吃得滚圆，再看着它们慢慢地走开，还笑呵呵地对我们说：
“姑娘，让它们吃去吧。”在我们看来，这真是大陆式的满不在乎哇。

夜晚，场院上的粮食引来大群大群的狍子，还有野狼紧随其后。我们从未见过这样撼人心
魄的场面，不免大惊失色。

荒原上的野草是冬季唯一的燃料。对我们这些来自日本若峡海岸的女孩子来说，冬季割草
是最令人生畏的工作。我们本来就衣衫单薄，在没膝深的积雪里，顶着刺骨的北风，割那些露
出积雪的枯草，全身都冻僵了。北满的天气说变就变，刚刚还是晴好的天气，转眼就刮起“大
烟炮”，狂风卷起雪粉，铺天盖地般压过来，一时间啥都看不见了，连彼此间的呼喊声也被吹
得无影无踪，等到停止作业的命令传来，感到这时间真是太漫长了。宿舍是依照当地居民的办
法建造的，两侧是火炕，炕下面是排烟的火龙，做饭时烧一点火屋子里就暖起来，尽管窗户上
只糊了一层纸。当地居民冬季不仅烧柴草，还烧牛粪。北满的严冬实在是太难熬了。

天气好的时候，我们就偷偷地跑到平阳镇去，随便卖掉些什么，买点零食或是自己喜欢的
东西，然后再像侦察兵一样，躬着腰，悄悄地溜回宿舍。要不，就从仓库偷拿些大豆，到附近
的中国人家里炒熟，晚上趴在被窝里偷偷地吃。那时候，年轻姑娘也一样食欲旺盛，爱吃零食。
这些近乎冒险的举动，都是我们最大的乐趣。

一次，我在镇里偶然遇到一位日语讲得非常流利的中国小伙子，他悄悄地告诉我：“日本
要被打败了。”这句话给我以猛烈一击，我不相信这是真的，但他的话好像刺穿了我的心底，
我开始惴惴不安。

日本完了

转眼间来到第二年4月，天气略微转暖，又有77名若峡女子和男孩子来到农场。

一天，我们来到靠近外蒙边界的一个小镇买马铃薯种，这一带苏联红军和八路军的影响极
强，付款的时候听到这样一句话：“不要日本钱”。意思是说，日本就要被打败了，日本钱和
满洲国钱一样，都要像废纸一样没用了。这样的话当地农民居然堂而皇之地说了出来，令我们
大惊失色。不管我们怎样大声争辩，他们也不理睬，我们只好沮丧地离开了。

对于我们这些热血青年来说，尽管农民的话给我们很大的冲击，但在我们脑子里“日本必
胜”的想法还没有动摇。

来到7月，尽管是大忙季节，农场总是笼罩一种不安的气氛。有军藉的干部先后奉命去前
线了。7月24日，军队突然派来军人，帮助我们搞军事训练。训练间隙，还组织我们在农场四
周挖战壕。以往和平欢乐的气氛一扫而光，空气紧张得令人窒息。生产作业几乎完全停止了，
杂草以惊人的速度狂长，连庄稼都看不见了，队员们的心更加不安了。一天，三名从齐齐哈尔
回来的队员说，到内地已经不通船了，听到这个消息，我们预感到有什么不祥的事情发生了。

8月10日，果真传来同苏联开战的消息，紧接着，又有“激战在满洲开始了”，“新京
(长春)有敌机空袭了”这类消息不断传到农场。8月14日，除渡边先生外，男干部上阪和柴
田也奉命去前线了。直到这时我们还不知道是怎么回事，但在异国他乡，我们的灭顶之灾还是
降临了。一天，奉命去前线的上阪和柴田突然回到农场，队员们见了“呼啦”一下把他们围在
院子里，七嘴八舌地问：“先生，到底怎么样了？”

“日本完了”。

面对满脸疑惑和不安的队员们，他俩只说了这样一句话，就匆匆忙忙地进了队部。院子里
是死一般的沉寂。

不一会，渡边先生命令全队集合，他神情沮丧地向大家宣布：“我国已经向敌国无条件投
降……”

全身的血液好像凝固了，我们差点瘫倒在地上。不用谁带头，全体队员“哇……”地一声
大哭起来。大家抱头痛哭，乱成一团。回想起来，直到现在我们还坚信这场苦战必将胜利，这
是多么混账呀。这些天来，军部不断传来“战胜！”、“战胜！”的鬼话，想起这些更加令人
气愤，哭哇，哭哇，一直不停地哭。

正当我们惶惑不安的时候，前方又传来消息，军队知道自己要战败的时候，预先就收买了
民用铁路的车辆，带上家属南下，到安全的地方避难去了。我们简直气炸了肺。

我们终于明白，我们像包袱一样被抛弃在国外了。从此，我们将面临孤立无援，客死他乡
的命运。这个一度给我们带来欢乐与和平的农场，转眼变成一座死寂的孤岛。

集体自杀之争

这些日子里，农场平静得出奇，好像什么事情也没发生。马儿在田野里啃吃青草，鸡在院
子里自由自在地觅食，但我们的心中却异常不安。自从日本战败以后，农场同外界断绝了一切
联系，从前常来慰问和光顾农场的日本军人和警察们，如今逃得无影无踪。农场仅有20支步枪
和几支手枪，大家轮流警戒，高度紧张。险恶难测的空气笼罩着我们。

寒霜遍野，又到深秋。为准备过冬的燃料，我们抽空就忙着割草。这些天来，四周总是起
火，农场附近的草场一片接一片地被烧掉，队员们没日没夜地灭火也无济于事。干部们猜测这
是土匪干的，是他们在向我们进攻之前采取的断绝燃料的战术。谁都知道，在严冬面前烧柴有
多么重要。

一大群孤立无援的外邦少女，又是在这样的形势下，实在是太危险了。队员们高度紧张的
精神终于崩溃了，天天嚷着要逃走。农场里很快形成两种意见，一种以是渡边先生为首的男队
员，他们主张凭借手中的武器坚守农场，等待时机。女队员们只想逃到开拓团去。兴亚开拓团
有个青年学校，正在这个时候，他们派人来了，说校长特别关心女队员的情况，要我们立即全
体开到学校去。农场只好作出决定，人员分成两部分，男队员留在农场，女队员组成避难组，
由干部护送，立即出发到青年学校。

到达青年学校已经是午夜时分了，队员们住进学校的教室里，躺在冰冷狭窄的课桌上，枕
着自己的小包袱，尽管心情十分紧张，由于高度疲劳，还是很快就睡着了。我们哪里知道，在
学校校部，一场决定我们是生是死的争论正在激烈进行。

青年学校的校长是个武士出身的京都人，平日里，常常炫耀自己的出身，并引以为荣。他
主张，既然打了败仗，就不要再活下去。我们来到学校以后，他立即宣布：“作为战败的日本
国民，有何面目继续活下去，现在集体自杀！”在他的鼓动下，青年学校的学生都同意自杀。
校长命令我们来到这里的目的，就是要我们这些姑娘们陪着他的学员一起去死。在我们来到之
前，他已经下令把毒药拌进酱汁。

护送我们去学校的农场干部坚决反对这样做。他们主张，到了万不得已再死也不迟。同时，
我们农场的上阪和山口等干部纷纷去劝说那些决意自杀的学生们。在他们的劝说下，一些人回
心转意了，生存下去等待时机的意见很快占了上风。校长勃然大怒，他声色俱厉地宣布：“那
些心地肮脏，打败了战争还想厚着脸皮活下去的人，马上离开学校！”于是渡边先生等人立即
返回教室，把我们从梦中叫醒，带着我们慌忙逃回农场。就这样，我们逃过了那桶索命的酱汁。

一旦到了生死关头，那些决意自杀的青年学生也在朋友的劝说下动摇了。最后，只有校长
一个人决定自杀，他给一家人穿上白色的衣服，亲自开枪把妻子、妹妹和两个孩子打死，然后，
用手枪凛然结束了自己的生命。

被苏军解除武装

回到农场就只有走坚守这条路了。开始，我们制定了一有情况以火光为号集体逃走的方案，
经过再三研究认为，这样一大群日本男女，在异国他乡能逃到哪里去？又怎么生存？最后决定，
靠我们手中的武器和仓里的粮食死守农场。我们组成警备队，不分男女枪不离手，昼夜站岗。

一天，我们正在使唤的三名苦力，赶着九匹马拉着的三挂大车，去满洲开拓事务所领取给
养，从此一去不返，他们逃走了，我们简直气破了肚子。周围村民也变了个样子，特别是往日
一见到我们就笑咪咪的那些人，再见到我们不是骂就是扔石头。

据说苏联军队马上就要开过来了，又传说苏联军队特别坏，抢东西袭击妇女，我们害怕极
了，整天提心吊胆的。大约在9月，苏联军队果然来了，他们全副武装开进农场，把我们集合
起来，押到广场上，缴了我们的枪，把武器弹药全部装上卡车，然后竟安然离去，我们意外地
松了一口气。

土匪来了

被苏军缴械之后，什么公安队、警备队等形形色色的武装分子，都以受降为名到农场要枪
要财物，怎么解释也没用。没几天，能拿走的东西就都被拿走了，现在我们是手无寸铁了。为
防止夜晚遭土匪的突然袭击，只好准备一大堆松明子。

9月17日深夜，哨兵发现农场周围闪动着几十条黑影，土匪终于上门了。由于步哨发现及
时，全场不论男女，挥动着松明火把，大声呐喊，终于把他们吓跑了。

可是，第二天夜里，由于哨兵一时大意，土匪直接闯进宿舍里，当我们从梦中惊醒时，屋
里是一片打斗和怒骂声。这一夜，农场所有值点钱的东西，包括个人物品几乎被抢掠一空。女
队员大江智惠子也被打死了。被抢了东西，又死了人，我们聚在一起商量对策，整整一天也没
拿出办法。大家正在为难，当天午夜，四周又响起马蹄声，一批一百几十人的马匪又上门了。
这一夜我们有所准备，扔石头，拿起叉子锄头和他们拼命。由于马匪太多，混战中，马匪冲进
农场，渡边先生被重重刺了一枪，紧接着又是一顿乱打乱剌。我们无法再抵抗了，渡边先生躺
在地上，面色苍白，大量出血。

马匪又把山田先生反剪双手吊在房梁上，用火烤她的脸，用长矛刺她，逼我们交出粮食。
没办法，队员小林打开了仓库，马匪把仅有的一点粮食拿走，潮水般撤走了。

第二天一早，渡边先生就死去了，临死前，他大声喊着：“我不能死啊！回国前我不能死！”

没有粮食，什么都没有了。农场再也呆不下去了，按渡边先生生前的安排，9月20日黄昏
时分，我们用大车拉着渡边先生的尸体，全体弃场出逃，准备到东阳开拓团(现址为黑龙江省
查哈阳农场稻花香分场场部，距兴亚报国农场旧址6公里)躲避一段时间。到东阳开拓团时，
已经是晚上8点多种了。这里的人大都来自九洲熊本县，和我们差不多是同乡，他们的境况也
不妙，缺少粮食，和外界断绝联系。开拓团的青壮年在战败前都上前线了，只剩些老人、妇女
和孩子。尽管这样，他们还是热情地接待了我们，感动得我们热泪盈眶。我们在这里埋葬了渡
边先生。

东阳开拓团是八路军的防区，因此社会治安还好，没有土匪和其它武装分子的侵扰。只是
每天有五六个八路军押着我们“强制劳动”。为八路军担水、养马和修筑嫩江大桥工事等。过
去一直是我们强制中国人干活，现在却被中国强制劳动了，真没办法。不久共产党和国民党的
军队在平阳一带开战，谁也顾不上我们了，机关枪经常扫射过来，不断有人被流弹打死，我们
只好准备一些石头、砖块自卫。一些男队员试着用步枪子弹的火药做炸弹，用汽油做火焰喷射
器，都没有成功。

不久，土匪又来袭击。10月13日，一伙二三百人的土匪又包围了开拓团，我们拼命抵抗，
最后，把仅有的一颗手榴弹扔了出去，土匪终于退去了。为及时发现土匪，开拓团搭了一个嘹
望台，只要哨兵大喊一声：“有情况！”我们就像老鼠一样，用锅底把脸抹黑，爬出围墙四散
奔逃，往附近的高粱地和玉米地乱钻。一旦跑出去就和家里断绝了联系，有时一连好几天不敢
回去。饿急了，就在田野里寻找剩在地里的萝卜，嚼高粱穗。

天一天比一天冷，不但没有棉衣，连一床棉被也没剩下，晚上，大家挤作一团，像猪一样
钻进稻草堆里睡觉。

……这么多日本女孩子在一起，目标实在太大了，于是开拓团又决定把我们分散开来。我
们这一伙被分散到兴亚开拓团，总算被接收了，这里的情况更糟，当晚，我们正在大口大口地
吃着猪食一样的晚饭，四周马蹄声骤起，土匪又来了，我们连滚带爬地逃出院墙，慌不择路，
往满洲人的院子里乱窜。我逃到一家满洲人的院子里，子弹在空中乱飞。过了一会儿，土匪开
始挨家挨户搜查，使我大吃一惊的是，这一家人竟把我藏起来，把土匪打发走了，我又惶惑，
又感动，凭着天神起誓，他们完全有理由把我交出去，这种令人难以置信的宽厚与仁慈，令我
至今无法忘怀。我回来时，17岁的澄子又倒在血泊之中。

逃往齐齐哈尔

总算熬过这个冬天，到第二年4月，北满的春天到了。今年不用种地了，我们萌生了南逃
的念头。大家都想，哪怕逃到稍微暖和一点的地方也是好的，起码也要逃到齐齐哈尔去。

我们所在的开拓团也开始酝酿大举南逃的计划。但是，这么多人一起出逃非同小可，病人，
老人，还有孩子怎么办，到齐齐哈尔有200公里左右的路程，一路上兵慌马乱，我们如何应付
得了土匪和各种说不清的武装分子的劫掠。为此，团长和干部们伤透了脑筋。

据说，新发团(即日伪新发开拓团，现址为查哈阳农场稻花香分场七队)在3月份组织南
逃时，由于疾病和土匪的围追堵截，一路上人死了一大半。团长决定，用抽签的办法分成小组，
分散南逃。

5月13日，我们悄悄地出发了，老人和孩子坐在大车上，其它人也陆陆续续上路了。为确
保安全，开拓团事先派人探路侦察。一路上，我们有时混进乞丐帮里，有时混进逃荒的人流里，
加快速度往齐齐哈尔方向逃命。还算顺利，17日，我们这一伙就到了齐齐哈尔。齐齐哈尔有个
日本人会，在他们的关照下，我们住进免费的收容所。现在，我们总算来到一个能安全容身的
地方。此后，各小组也纷纷到达。齐齐哈尔的治安状况很好。战后，齐齐哈尔地区改称为嫩江
省。为了生存，经日本人会和别人介绍，我们到各处打工，有的在工厂卷烟，有的在一些人家
里洗洗涮涮，有的在中国餐馆帮忙，总之什么都干。中国人对我们很好，吃得也好，又没有土
匪的袭击骚扰，总算是过上了太平日子。

到6月份，我才有了件单衣，把穿了一冬的破烂棉衣换了下来。为找到其它队员的下落，
我们一得空儿就聚在一起，四处打听。

一个、两个，队员们不断汇集到一起，大家见面总是高兴得哭起来。闲着的时候，我们就
凑到一块儿谈论这段时间的境遇，大家都为能平安活到现在而互相庆幸。对于我们这些死里逃
生的人，能像今年这样在一起休息谈笑，简直是天大的幸福。

日子一天天过去，这段时间里，可能会把我们遣送到长春和沈阳的议论多了起来。或许还
能回国？一点微弱的希望之光开始在胸中萦绕。

回　国

语言不通，但人心是相通的。在雇用我们的人家里，尽管活儿很累，但感情能够突破语言
的障碍，并能跨越国与国的界限，把我们的心连在一起。这段时间里，很多队员都感受到了这
种温暖。

在雇用我的那一家里，我为夫人缝制了一件连衣裙，还为她先生缝制了一件长袖衬衫，这
家人别提多高兴了，吃饭的时候，夫妻俩不停地用汉语说：“多吃点，多吃点。”

夫人怀着孩子，预产期是8月15日，不巧，遣返我们回日本的通知来了，我用生硬的汉语
夹杂着日语向他们表示歉意，夫人却说，生孩子随便找个人照看就行了，能回国到你父母身边
这多叫人高兴啊。然后，夫人亲自动手给我做了一双鞋子，让我穿上回国。离开他家回国那天，
因为天热，他们还特意为我准备了不易变坏的，够我吃三天的食物。全家连孩子都来送我，挥
手同我依依惜别。

8月29日，我们终于乘上了遣返日本人的货物列车，从齐齐哈尔出发，尽管列车上拥挤不
堪，但回国的喜悦压倒了一切。

松花江大桥被炸了，中国国共两党的军队在松花江两岸对峙。我们被用登陆艇送到南岸，
在这边，又受到国民党军队的严格检查，接着又露营一夜。第二天，又被装上敞篷货物列车，
一路经长春、沈阳南下，途经各站时，有时停三五十分钟，有时一停就是一天。到达葫芦岛用
了整整一个月的时间。

从葫芦岛出发到日本博多，已经是昭和二十一年(1946年)12月了。从船上，我们终于看
到了绿色的群山和山脚下静静冒烟的烟囱。日夜怀念，魂牵梦绕的祖国终于在面前了。

我们回来了，但有些人却永远留在中国东北那块荒原上。后来得知，还有一些幸存者留在
中国，他们有的同中国人结了婚，生了孩子，有的男队员还在中国土改后当了干部，有的甚至
参加了中国人民解放军。再后来，又有些人陆续回到日本。

为使这一历史悲剧不再上演，我再一次祈祷：为消除战争，为世界和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