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节　技术培训与疫病防治


　　一、饲养技术

1、饲养

1960年建场进羊时全场只有两名技术人员。畜牧工人均为来自山东的垦荒、支边青年和进
场的自流人员，多是放下锄头就拣起了放羊鞭未经培训应急上岗的饲养员。因此，饲养粗放，
喂饲方法简单，加之圈舍条件差、缺草少料等原因，造成大批羊只死亡。到1961年春的一年多
时间里死羊1600多只，相当于进场时羊数的47.1％。

1962年牧场认真总结了畜牧战线在饲养管理方面的经验教训，提出以复壮、足草足料、足
水、抓膘、保活、净化、建章、整群等十大环节为主要内容的工作方针，使饲养管理逐渐向规
范化靠近。

1963年起随着牧场划归红色草原农垦局管辖，尤其是由以羊为主逐渐过渡到以奶牛为主业
以后，“牛宫馆”的建成和大批畜牧技术人员、工人的调入以及送出去代培和自我培养，公养
奶牛自1963年一开始就步入了正轨，延续着国营奶牛场的饲养方式。按政策规定，根据牛的头
数定员、定编、定责任，按牛头数配备管理人员、技术人员、榨乳工、饲养工、更夫等畜牧工
人。对奶牛的不同生育期，如妊娠，配种、产犊、犊牛、育成等不同时期分别进行检测，规范
化的管理一直延续到80年代初。

自1985年起，随着家庭农牧场的兴起，到1988年公养结束。这一段里，饲养管理很不正规，
圈舍是由自家仓房、棚厦改建而成，标准不一、好坏不一；内部设计以及采光等方面都受到条
件的限制，很不规范；养牛户由于素质不同，原是养牛的畜牧职工饲养的就好些，原是农工改
行养牛的饲养就差些，经营水平有高有低。进入90年代以后，经过培训和相互学习，养牛职工
的基本素质均有不同程度的提高，无论是从业的工人、家属和孩子都较熟练地掌握了奶牛的基
本喂饲方法，草、料、水的适用量以及常见病的防治。随着收入的提高，各家庭农牧场先后对
自家牛舍进行了改造，扩建后的牛舍整体质量、实用性明显提高。尤其是90年代末期，不少养
牛户发展成为奶牛大户，特别是奶牛小区的兴建，为奶牛的规范化饲养提供了保证，饲养水平
明显地上了档次。2、饲料、饲草

奶牛的饲料、饲草配备大致分为两个阶段：一是奶牛公养时期；二是家庭农牧场时期。

第一阶段，自开始养牛的1962年到80年代初的20年，饲料大致由玉米面、豆饼、麦麸子组
成，饲草主要由羊草、青贮玉米组成。另外配备一定数量的甜菜、胡萝卜等根块饲料。为使奶
牛采食到多种青草，增加营养，又能节省饲草，每年的无蚊虻期，大致在5月20日至6月末的
一个多月时间，把奶牛赶到牧草长势旺盛的大草原上放牧、喂饲、榨奶，称为“野营”。野营
归后避开酷热的正午时间，除早晨和傍晚放牧外，晚间还放夜牧，直到打草季节。

第二阶段，自80年代初到2000年。这个阶段奶牛变公养为户养以后，随着科学技术的进步，
老三样(玉米面、豆饼、麦麸子)饲料被具有各种添加剂的混合饲料所代替，常用的有完达山、
普瑞纳、荣耀、强大牌等数十种。也有的养牛户由于条件所限，老三样也很难坚持，饲料单一。
胡萝卜、甜菜等根块饲料不同程度的受到忽视。随着封牧育草和舍饲的规范化，逐年取消了包
括野营和夜牧在内的一切放牧。为了满足奶牛营养的需求，人们除喂羊草、青贮玉米外增加草
苜蓿等，秋收后大部分养牛户喂些玉米秸，还有用豆秸、高粱秸等秆棵以补充饲草不足的。总
的看，注重饲料、饲草种类，适当补充一些矿物质添加剂逐渐被人们所重视。

二、技术队伍

1、技术人员

建场初期，牧场只有王喜学、郭景奎、冯奎武等几名专业技术干部在场从事畜牧工作。1963
年以奶牛为主营项目确定以后，从红色草原农垦局调入了邵殿奎、邹炳株、杜忠顺等高级畜牧
技术人员。1970年从林甸县调入东北农学院的大学毕业生邢加恩。1972年收归国营农场系统以
后，陆续分配了王录、孙本海、张秀明、李丽华等一批大学畜牧系毕业生。多年来通过函授、
代培、进修、以师带徒、以老带新等多渠道，培养出苏照发、杨宝才、杨延春、徐茂东、姜振
河、曾庆发、姜崇彬、邵继岭、王英军、刘景富等一批技术骨干，通过干部调配先后从绿色草
原、查哈阳等农场调入张宏、辛宏海等畜牧技术人员来场。这些畜牧专业人才在各自的工作岗
位上敬业爱岗，爱场如家，起早贪晚，以科学的态度、必胜的信心，辛勤地为发展畜牧业付出
了血和汗，他们当中的老队长刘喜文、李宝生在畜牧战线上献出了生命。同时也涌现出以陈庆
武、陈金同为代表的一批劳动模范。邢加恩、邹炳珠、王录、孙本海、杨宝才等数十人走向市、
县(场)畜牧的领导岗位。为适应需要，2000年末牧场果断地决定在中专毕业生中选拔了张远
辉、梁书超、徐长青等人到八一农垦大学深造。

牧场现有各类畜牧技术人员13名，其中畜牧师有邵殿奎、王喜学等2人，助理畜牧兽医师
有张宏、李丽华、田密、苏照发、杨延春、宿茂东、姜崇斌、王英军、邵继岭等8人和畜牧兽
医技术员刘景富、畜牧技术员孙长玉。2、职工队伍

1960年建场时没有真正的畜牧工人，只是从附近农村请来一些“喂马赶车”的行家和部分
农工改行养畜工人。1962年为适应养羊业发展的需要，牧场去红色草原农垦局调羊之前，派孙
景山、王喜学带队实地学习养羊的各工种业务两个月。五星羊场委派配种员谷宪章、曾庆发、
徐绍地传、帮、带饲养和配种技术，农垦局为充实巨浪的畜牧工人队伍，调入曾庆发、付金生
等人。这些畜牧工人的到来成为牧场的首批“养畜人”。通过他们的传、帮、带，许多工人成
为业务熟练的工人，掌握了要领，基本素质有了明显提高。

1962、1963、1964三年内，随着奶牛调拨入场，一批批畜牧专家调入牧场。锡承三、邵殿
奎、宋占阳、郑贵林等人在牧场奶牛的饲养和发展中做出了重大贡献，同时在管理上也得到了
锻炼，逐渐走上各级领导岗位，田业江、张立柱、尹占庆、谷风来等人一直是奶牛饲养的中坚
力量。

80年代初，二队、三队两个奶牛点相继建成，从奶牛队抽调一大批骨干到这两个单位任职。
尽管这样，仍然满足不了各工种的需要，牧场又采取了办短期培训班，以师带徒，学校开设
“畜牧专业”职教班等措施，专业人才短缺的紧张局面才得以缓解，基本上满足了开展工作的
需要。

80年代中期奶牛逐渐变为职工自有以后，原来从事其他工作的改行养牛以后，面临着一个
个难题，由此出现了学习热，自发地掀起向内行人学习和购买书籍的热潮。牧场职教办抓住了
职工求学养牛知识心切这个契机，利用办班、广播电视举办养牛知识专业讲座，进行不同形式
的辅导。

经过40年的养牛实践，无论是普通从业人员，还是家属、孩子个个都会养牛，掌握了草料
的搭配比例、喂饲要领、常见病的防治、奶牛的保健等基本常识。有的畜牧人员立足牧场，走
出垦区到远离家乡的河北、山东、内蒙等地当养牛技师，承包奶牛场以及劳务输出等。牧场人
已具备了保证奶牛业发展的能力和素质，在人力上提供了可靠的保证。

三、疫病防治灾害与事故

自1960年建场至2000年末。养殖业发展很快，仍有不尽人意的地方，出现了种种疫病、灾
害与事故。

1、疫病与防治

1963年冬在原羊场饲养的奶牛发生口蹄疫，经畜牧兽医等专业技术和饲牧人员，尤其是冯
奎武的精心治疗，通过补液、强心、用胃管直接喂入小米粥、牛奶等一系列治疗、看护、喂养
措施的探索与医治。保住了所有的成母牛。

1973年8月，林甸县境内发生严重的“马四号病”，由于牧场干部职工的重视，措施得力，
有效地防止了向牧场蔓延，场内没发生一例四号病。

1974年7月，四队、六队等两个生产队发生四号病。由于措施得力，有效地控制了事态的
发展，控制了疫情的蔓延。

1975年8月，在养马中心(一队西北1.5公里处)集中饲养的马群中发现“四号病阳性马”。
为防止扩散、视情况分别采取了扑杀，烧毁、封锁、隔离等一系列行之有效的措施，有效地控
制了外延。

1987年11月在检疫中发现第四生产队16匹役马患马传染性贫血，牧场当即将第四、五、六
三个生产队划为马传贫疫区，进行封锁。

2、灾害与事故

1961年2月从青海省购入的2000只藏羊，当时天气寒冷，在60天的漫长营运中遭匪徒劫车
抢羊。当场被我押送人员开枪打死后，停车处理数天。由此导致人、羊，粮、草料、水极缺，
途中死亡600多只，损失严重。

1961年从青海、西藏购入的羊只，经长时间的营运，体质很差。加之进场以后由于人员素
质差、圈舍条件差、草料短缺、生活习性不同等原因造成大批母羊及羔羊的死亡。先后死去1600
多只，存栏只有1800只，不但羊只没发展，存栏仅相当于进场时的47.1％。

1962年6月红色草原农垦局派员同牧场兽医一起对羊只进行检疫、采血化验。由于这些羊
只在青海、西藏时基本延续着原始的饲牧方法，从不搞防检疫。经检测120多只患“布氏杆菌
病”。把这些羊只放在羊场北1.5公里处的“李局长房框子”隔离饲养。视情况进行杀后高温
处理等措施。事后肖振涛、冯奎武、王文发、杨良臣、翟圣荣、王喜学等数十人被传染为布病，
虽经哈尔滨等地的治疗，仍给这些人造成了不同程度的终生痛苦。

1962年8月第三生产队(原三分场、16号新村)队长纪万海以及书记孙立孝等人因家人有
病，听信迷信“东北角的房子(猪舍)压住了风水，猪舍位置不好，是白虎压头，当头(儿)
的永远抬不起头来，找上头(儿)就得家破人亡”。因此纵容他人放火烧毁了整个猪舍。事后
给予当事人开除党籍、场籍的处分。1962年9月27日晚12时左右，因天气下雨更夫失职，狼跳
入羊圈，当场咬死绵羊11只，咬伤12只(其中重伤7只)，失踪3只，损失2500多元。1963年
1月27日，1狂犬窜入四队咬伤狗、牛、羊以后在全场发生狂犬病。先后咬伤职工7人，学生5
人，猪4口、奶牛4头、狗7条。事后牧场采取有效措施，林甸县防疫站极为重视，派员亲临
指导，事态很快就得到有效的控制，伤者未造成重患。

1980年二队先后从哈尔滨、齐齐哈尔、大连等地购入奶牛245头，由于当时检疫不彻底，
把关不严，回场后又未进行隔离饲养。1981年3月进行结核检疫时，发现从齐齐哈尔个体养牛
户购入的奶牛中，有3头为结核阳性牛；由于没能及时隔离处理，9月份210头奶牛中，检出
结核阳性牛11头，疑似30头；1982年10月，239头奶牛中检出结核阳性牛75头，疑似49头；1983
年10月，239头奶牛中检出结核阳性牛61头，疑似45头；1984年5月份，609头奶牛，检出结
核阳性牛47头，疑似43头。1983年不得不把这些“高价摇钱树”分离在原油毡纸厂房中单独饲
养后淘汰或低价处理。给牧场经济造成重大损失，严重影响了奶牛业的发展。

1982年为解决奶牛饲料(豆饼)的不足，效仿外地经验，按1％的比例在料中加入“尿素”
喂饲。一次由于配比量掌握得不准，拌料不均匀，造成10多头奶牛中毒，全身抽搐。最严重的
3108号高产奶牛长达四五天时间卧地不起。由于抢救及时，采取措施得当未造成奶牛的伤亡。

1983年秋，奶牛队五舍的放牧员把奶牛赶到苜蓿地放牧，由于时间过长食量大，使多数牛
胀肚，在赶回的途中死亡3头，其余的全部获救。1984年4月29～30日，一场历史上罕见的暴
风雪过后，奶牛饲草在本不宽裕的情况下，缺草更加严重。采取了春夏在甸子上楼柴当草喂，
在职工家属中换回烧柴当草喂，用麦杆等物充当羊草为牛充饥。奶牛体质下降，影响了奶牛的
发展。

1986年四队奶牛核心群的承包者多次向牛奶中掺杂使假(白糖和水)。此举在牧场反响强
烈，在场级整党过程中被列为特大事件。

1987年在大连、齐齐哈尔、哈尔滨等地购奶牛时数十头奶牛带入布病，损失严重，在场内
外影响极大。11月11日总局通报批评，管局党委党风检查验收组、畜牧处对这一事件分别提出
了严肃批评。牧场党委吸取教训，查找原因，召开大会向全场职工做出深刻检查的同时向管局
党委写出书面《检查报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