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八节 文化大革命


1966年，全场广大干部、群众情绪高涨，思想安定，全场各条战线都取得了好成绩。正当全
场干部、职工齐心协力，决心搞好生产建设的时候，“文化大革命”的火焰波及到克山农场。
农场的“文化大革命”首先在文教界兴起。5 月，农场党委向“小五界”派出工作组，对
“小五界”人员进行集训。在总场中心学校运用大字报形式批判教育制度，批判“三家村”，
“四家店”。6 月21日，初中三年级学生成立农场第一批红卫兵大队组织，批判党委工作组执行
资产阶级反动路线，要求自己闹革命。6 月28日，工作组撤退，几天时间，红卫兵和广大教师贴
出3，000 多份大字报，在总场俱乐部召开了批判党委工作组大会。
1966年7 月，中学一，二年级学生组织起红卫兵闯入社会破“四旧”，横扫“封、资、修”。
红卫兵认为是“四旧”商品，就勒令封存不准出售。
1966年8 月，在全国“文化大革命”的影响下，农场形势也发生了急剧变化。全场职工出于
热爱党中央、毛主席的心情，开始成立各种名称的“造反团”120 多个。同年9 月，红卫兵同各
“造反团”在农场俱乐部召开“火烧党委”、“炮打司令部”的千人大会。
1966年10月，农场中学选派代表去北京串联，当时，学校已经失去控制能力，大批学生进京
接受毛主席的第八次检阅。返场后同全场职工的各“造反团”相互串联，游斗了学校领导人并将
斗争矛头指向农党委，对农场党委常委“革”与“保”的问题上，形成对立观点，拉开了两派斗
争的序幕。从此，全场职工家属就卷入在这场浩劫之中。当时，农场部分“造反团”向农场党委
提出停产闹革命的口号和外出串联的要求，没有得到党委的答复。这一年，农场年景较好。小麦
亩产250斤。其它作物均有较大幅度增长，上交粮豆5000万斤，盈利4，955，425元。
1967年在场武装部支持下，以“红联总”为主体成立了“抓革命，促生产”指挥部委员会。
1月4日，在上海“一月风暴”的影响下，农场的大联合又处于分裂状态，派性斗争愈演愈激烈。
1968年3 月，筹建生产建设兵团工作已经开始，嫩江军分区副政委高思负责兵团五师筹建工
作并调农场党委书记周庆安担任五师筹建领导小组副组长，高思亲自来场说服两派重新联合，齐
心协力地迎接兵团组建。
1968年6 月至1969年5 月，先后有8000多名城市知识青年来场参加生产建设。广大知识青年
来场后，一方面给农场带来了新生力量和文化知识；另一方面大部分青年互相串联。传播“文化
大革命”的消息。他们认为：“克山农场的‘文化大革命’是以生产压革命，是‘一潭死水’”。
1968年，农场开展“深挖”运动。4 月1 日全场“深挖”运动进入揪斗阶段。对专政对象采
取游斗、毒打、逻织罪名等手段，进行逼、供、讯，造成大量的冤、假、错案。使农场的大好形
势又发生了变化，同年10月，解放军3058和3053等部队来场支“左”，同农场工宣队一起发动
“斗、批、改和反复旧”运动。
1968年10月，兵团五师副政委（现役军人）来场亲自发动“斗、批、改和反复旧”运动。
1968年11月“日，全场”斗、批、改“运动掀起高潮，揪斗”漏网走资派“180 人，关押了
大量所谓有问题的人。长期被关押的干部、职工73人。在运动中违犯政策现象十分严重，使克山
农场大多数当权派和部分职工身心受到创伤。
1968年12月，沈阳军区任命张明功为五十四团团长（现役军人），任命谢维学为五十四团政
委（现役军人）。他们来场就职后，在会上公开宣布：“克山农场是坏人用坏人，农场领导权89.6%
掌握在坏人手里。”当时，迫使农场阶级斗争的弦愈绷愈紧。
1968年12月。在5 师工作组和54团党委的直接领导下，由总场“斗、批、改”领导小组办公
室负责举办原农场机关干部、工人学习班，在揭批原农场党委的问题、揪斗原农场党委书记周庆
安的学习班中，违反政策严重，学习班长达8 个月之久。
正如《决议》中指出那样：“文化大革命”中被当做修正主义或资本主义批判的许多东西，
实际上正是马克思主义原理和社会主义原则。（决议二十三页）
实践证明：“文化大革命”不是也不可能是任何意义上的革命或社会进步。它根本不是“乱
了敌人”而是乱了自己……。“文化大革命”是一场由领导者错误发动，被反革命集团利用，给
党、给国家和各族人民带来严重灾难的内乱。（决议二十五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