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回忆录


　　在齐齐哈尔垦区──忆在故乡工作35年的成长岁月吴占柱
我生在嫩江平原，是喝乌裕尔河水长大的，在齐齐哈尔垦区度过了35个美妙的春秋。
在我刚刚过完53岁生日的那天，即1999年12月，组织上调我到黑龙江农垦管理干部学院任职，
我恋恋不舍地离开了故乡。虽人离开了齐齐哈尔垦区，但从感情上说我永远怀念她。
1947年12月，我出生在富裕牧场七家子村(九队)一户柯尔克孜族的贫苦农民家庭，解放
后村里没有完全小学，到五年级时要到离家8里远的新合村(现在富裕牧场十队)读书，没有住
宿条件，只能走读，一天往返16里，当时正处在三年经济困难时期，没有吃的，饿着肚子求
学，原来我们走读的28个学生，只有我一个人坚持读完了小学六年级考入了齐齐哈尔民族中
学。
1965年初中毕业时，正值全国学习董加耕、邢燕子下乡务农，我便顺应大气候，自愿报
名回乡务农了。

初入革命队伍

1965年8月份只有18岁的我回到家乡务农了，生产队安排我到羊队放羊。放羊也讲技术，
有经验的老职工放成母羊，我这个刚毕业的学生只能放一群育成羊。放羊又给我一个看书的
机会，于是便在放牧闲余时间看一些书籍，《钢铁是怎样炼成的》、《欧阳海之歌》都是这
时候看的。回乡后不久，被选为团支部书记了，这给我一个“大有作为”的机会，白天放羊，
晚上领着生产队里青年学习毛主席著作。被选为农场学习毛主席著作先进分子，出席了农场
召开的学习毛主席著作积极分子大会，并介绍了经验，这是我步人社会的起点。
1966年6月“文化大革命”开始了，首先从“小五界”教育战线掀起，迫使一些教师离开
了教育队伍，下学期学校开学教员不足了，从全场贫下中农中选举，一共选出4名，我是其中
之一，并分配到场部小学(总场所在地)任教。1967年2月调任第七生产队小学校校长。
1968年下半年又被选举为第九生产队(即七家子村)队长，这时正值全国范围内批斗“走
资派”，这里也不例外，批斗了原生产队党支部书记。造反派要斗，我也无耐，心里在想：
一个没有什么文化，农民出身的农村干部，懂得什么是走资本主义!我虽然想不通，但也说不
出不批斗的根据。
这时候生产队活动完全以政治第一为标准，于是就开展组织青年演苦大仇深的老贫农吴
海丰家史，进行阶级教育，春节期间，职工也没有休息，组织秧歌队在全场范围内进行活动，
坐着大马车，走出几十里外去表演，还得自己带饭，一分钱收入也不挣，劲头还非常高，现
在看也是一种精神在支撑。当时总场做出了十条规定的分配方案，其中五条是政治条件，五
条是生产经济指标。用条件一衡量，我们生产队总分第一名，日值达一元一角钱，是全场最
高的分配额。这样，得到了家乡群众的拥护。
1969年初总场组建中学，由于我任过两年小学教员，九队工作又比较突出，所以决定我
出任第一任富裕牧场中学校长(红卫中学革委会主任)。
学校基本上是一无所有，没有教室、没有桌凳，教师队伍也不齐。场领导与我谈话时说
是用延安精神，走“五七”道路的方法办学，当时总场只负责教师工资，其余全部由学校自
筹。
我首先解决了教师队伍问题，顶住政治上的偏见，调进了在“文化大革命”中认为有问
题的三位老师。接着又解决校舍问题，组织全校师生托坯盖房子，两个月时间两栋400平方米
校舍盖出来了。
1970年学校情况发生很大变化，学生可以在简单校舍中维持上课了，教师们经寒假期间
整顿，思想也稳定多了，失学学生大大减少了。学校文艺宣传队可以代表总场到外地演出，
篮球队可以到各地比赛，农业生产需要时学校还可以组织突击队。由于成绩显著学校被评为
总场的“四好”单位。
这年是整建党的第一年，我被批准加入了中国共产党。10月份被调任总场团委书记工作。
1974年3月2日，组织上派我到全场规模最大、情况最复杂的第十一生产队任党支部书记。
到十一队第一个战役是播小麦，全队耕地1万亩，其中小麦6 000亩，全部机械化作业。只有
10天时间播完种，这十几天我一直与机务工人住在生产队，劳动在田间。6月份开始第一遍铲
趟，我每天3点起来与职工一起到地里铲地还要检查质量。休息时候还要组织职工学习，有时
晚上还要召开批判会，一天到晚忙忙碌碌。
1974年7月15日经当时嫩江地委批准，我为富裕牧场场革委会副主任，分工抓畜牧工作。
在富裕牧场做领导工作期间，我曾4次离职学习，对我的政治素质、业务水平、工作能力
等方面的提高和增强都起到极大作用。
第一次是1975年4月去黑龙江省柳河“五七”干校学习了一年时间，柳河干校当时是全省
副处长以上干部边学习、边劳动、边改造世界观的场所。我便充分利用学习机会，认真学习
马列、毛泽东的书籍，在这里通读了毛选四卷，还阅读了《水浒》等课外书籍。
第二次是1977年被下派到红兴隆局曙光农场(大寨式农场)十三连任职学习锻炼，任副连
长，我借此机会学习东部局的生产经营管理，业余时间还通读了一套《红楼梦》全书，使我
学到许多文化知识。
第三次是1979年2月去八一农垦大学，离职学习三个月，由农大教授、讲师系统讲述农业
基础知识，使我提高很快，业余时间还通读了《三国演义》，也是一种额外的收获。
第四次是1980年9月去中央民族学院法律班，系统地学习了一年，在全面学习法律知识的
同时我利用高等学府的条件，函授学习中国北方民族史、中国通史，还看了小说《西游记》，
以及其它“人物传”等。这是我一生难忘的学习机会，也是全面提高政治素质、文化知识的
重要转折点。同时，在家乡十几年的工作也是知识积累、社会实践夯实基础的时期。
1981年8月返回农场，1983年2月总局党委决定，我去绿色草原主持党委工作，从此离开
土生土长的富裕牧场，开始异地工作了。

办家庭农场

1983年3月8日，我走马上任绿色草原党委书记。绿色草原牧场在松嫩平原杜尔伯特蒙古
族自治县境内。有11个农牧生产队，10个专业公司。全场有职工1 000名，总人口 5 500人。
总面积60万亩，其中耕地6万亩，养大牲畜2 300多头，养羊1 600多只。1958年建场以来连年
亏损总额达1 476万元。基础较差，生产能力低，改变贫穷面貌的重担一下子压在我肩上。
为不辜负绿色草原牧场广大职工的期望，上任一个月我就走遍了11个生产队深入调查研究。
并大胆提出了改革方案，实行“定额上交、盈亏包干”的责任制，经过一年努力工作，1983
年末，扭亏为盈，取得了粮豆总产、粮食上交、总产值、利润等4项主要经济指标超历史的好
成绩。1984年又完善承包责任制，在实行承包到户的同时，兴办了职工家庭农场，进一步提
高了经济效益，粮豆总产量、总产值、纯利润又进一步得到提高，职工生产水平也大幅度提
高。
1984年初结合学习中央一号文件精神在牧场办了52个家庭农牧场，其中：农场23个、牧
场17个、林场2个、科技示范户1个。家庭农场的兴办给职工带来了经济效益，1984年七队承
包户的粮食单产140公斤，家庭农场159.5公斤；上交利润：承包户平均每户 880元，家庭农
牧场平均交1 100多元；纯收入：承包户平均每户1 300元，家庭农牧场户平均2 700元。秋后
我们总结经验，又在全场普遍推开，年末办了452个家庭农场，占全场总户数的95%。
仅仅两年时间，绿色草原发生巨大变化，出现农牧业生产全面发展的崭新局面，从几年
前的后进农场成为先进场，在全垦区介绍了经验，并被黑龙江垦区命名“精神文明先进场”，
我被省委命名为“黑龙江省优秀思想政治工作者”。1984年下半年和1985年上半年去绿色草
原学习和考察的人络绎不绝，整个牧场门庭若市，干部和职工精神面貌焕然一新。
由于我在绿色草原工作成绩显著，组织内定我为嫩江局局级后备干部，并在1985年 4月
份调任齐齐哈尔农垦展销中心总经理。

思路就是出路

1985年我离开牧场，来到黑龙江省第二大城市齐齐哈尔工作，先后任嫩江农管局齐齐哈
尔展销中心总经理、嫩江管局政研室主任。环境好了、条件优越了，但我还是想着在一个农
场干番事业。机遇来了，1987年秋，查哈阳原任老场长年岁已高，改任调研员。这个占地
117.9万亩，耕地70万亩，6万人口，2.6万职工，号称嫩江垦区半壁江山的大场，因体制多
变、管理不善、多年受灾等因素影响，经营负债高达7 092万元。1986年，农场经营亏损达
1 071万元。沉重的亏损和债务压得农场抬不起头来，许多人丧失信心，纷纷外走。在这严峻
时刻，总局党委决定我出任查哈阳农场场长。
1987年9月25日这一天，我带着上级党委的重托，怀着自信而又复杂的心情走马上任了。
当我走进查哈阳农场场界时，真是思绪万千，心底热流滚滚，这热流汇成一个坚定的信念：
为官一任，造福一方!
到任以后，我没有夸夸其谈，而是保持了我的工作惯例，一头扎到了分场、生产队、职
工家庭，深入基层调查研究。查找企业亏损原因，认真听取职工群众对农场脱贫致富的建议，
同时到贫困户、受灾户家中访贫问苦，鼓励职工群众搞好生产、生活自救。经过近一个月的
调查研究，思路清晰了，办法有了。于是我召集班子成员会议，分析促成困境的原因，研究
经济发展对策。会上，我根据来场后调查研究掌握的情况，综合大家的意见，提出：“查哈
阳经济陷入困境的症结是经营方式上过于高度集中统一，产品经济思想和单一经营模式严重
束缚了企业的手脚。出路在哪里，出路就在于解放思想、深化改革，走权力下放和生产费、
生活费由职工自理的兴场富民之路。”
“放权两自”当时既无先例可借鉴，又无上级文件精神可遵循，只能是摸着石头过河趟
着走了!
第一步是放权。
查哈阳农场自建场以来，虽然农场隶属关系几经改变，但企业经营权始终全部集中在总场，
分场和生产队只抓生产，不涉及经营。其主要弊端是场子大，抓不透。表现为总场决策不准，
指挥不灵，而基层是决算向上报、花钱向上要，发挥不了当家理财积极性，出现哥九个(九个
分场)、姐八个(八大公司)都盯着老头(总场场长)“钱匣子”，导致你花我也花，不花白不花；
你要我也要，不要白不要，生产好坏一个样，贡献大小一个样的混乱局面。这种管理体制是
越统越死、越统越乱、越统越穷。
1988年春在我的主张下把原属总场的十项权力放给了分场、公司和工厂。包括经营管理
决策权、经营目标完成后的奖罚权、工资支付形式和完成上交指标超利留成权，对所属干部、
工人调配权，银行独立开户，自行借贷及自行购物，独立结算权，完成定购粮计划指标权，
决定当年留成扩大再生产权等等。各分场、公司和工厂将以上十个方面的权力再分解下放给
生产队和车间，形成了总场“先放后管，协调发展”，分场“独立经营、直接管理”，生产
队“具体经营、强化管理”，家庭农场“自负盈亏，自主经营”的新格局。
权力下放了，甚至我把场长的“人钱物”三权也交给常务副场长去管。对副职实行按战
线分工、分兵把口责任制，我的责任是抓“调查研究，总体规划，宏观决策，原则指导，综
合制约，全面服务”。这样，既调动了副职的积极性、发挥了整体功能作用，也培养出一批
干部。
第二步就是“两自”，生产费、生活费完全由职工自理。这是一招险棋，也是背水一战。
在农场没有资金，银行拒绝贷款，债方蜂拥登门的情况下，如果还延续传统的生产费由
农场垫支，生活费由农场借支的旧习。那么，就有可能造成大片土地的荒芜!没有别的选择，
只有把企业的命运交给职工，同时把风险和机遇交给了职工，使职工真正成为企业的主人!
一个新生事物的出现必然有褒有贬，家庭农场实行“两自”遭到传统习惯势力的顽强抵
抗，出现了重重阻力，种种困难，职工群众的思想也经历了脱胎换骨的剧烈阵痛。我带领一
班人马接受了时代的严峻考验，我们深入生产队，层层召开干部会和职工代表会，讲形势、
讲发展、讲职责；同时又制定出台25项改革配套措施，提出5个放开，即所有制形式放开，经
营形式放开，土地承包放开，分配放开，人才流动放开。
这样在极端困难的条件下，职工们勒紧腰带，节约资金，并向各地的亲友求助，仅1988
年春就自筹资金1 035万元用于生产。这一年查哈阳种地没向银行贷一分钱，60多万亩土地
收获了，农场亏损额比上一年减少82％。从这一年起“两自”开始深入千家万户。
通过实行“两自”使职工家庭农场真正成为农业经营中的主体，投入主体、利益主体和
风险主体，这不仅极大地缓解了农场的经济压力，而且也极大地调动了广大职工群众的生产
积极性，查哈阳成为垦区改革的排头兵。
在农场改革逐步深化的同时，我又静下心来，开始谋划农场的长远发展大计。我翻阅了
大量农场的历史资料，走访了农场的许多老领导，召开了老干部、科技人员座谈会，广泛征
求干部、职工的意见。为了使决策更加科学化、民主化，1989年元月，我主持召开了专家论
证会。参加这次论证会议的有东北农学院、省国营农场经济研究所、省农垦干部管理学院、
省农垦党校、黑龙江省农业学校、总局、管局有关专业处室的教授、专家共计18人，农场中
层以上干部、科技人员也参加了研讨。群贤汇集，围绕着查哈阳农场经济发展的战略，展开
了热烈的讨论。在专家学者严谨科学的论证下，班子成员反复认真的研讨。最后，一个“查
哈阳农场‘鸟型’经济发展战略”形成了。这个战略的具体内容是：以水稻生产为鸟头，以
旱作农业为鸟身，以奶牛业为主的畜牧为一翼，以制糖为主的工业为另一翼，以第三产业为
鸟尾。通过抬鸟头、壮鸟身、展两翼、摆鸟尾，全面振兴农场经济。
查哈阳有丰富的水利资源，建场以来国家先后投资3 450万元建成了设计灌溉面积60万亩
的大型自流灌区，50年代末期水稻面积发展到15万亩，并以“塞北江南”的美称驰名于国内。
但由于长期采用原始的播种方式，使水稻播种面积逐步萎缩，最少时仅有2.4万亩，从
1948年到1989年的41年里，查哈阳水稻平均亩产仅145公斤。
水稻旱育稀植新技术的出现使传统的水稻种植方式遇到强硬的挑战，也为查哈阳水稻发
展带来希望和机遇。然而，习惯保守的惰性对新技术的推广构成了严重的阻力。
1990年2月总局局长刘文举和管局主要领导到查哈阳视察工作，听了我关于水稻发展的汇
报后表示坚决支持，并解决了部分水稻发展基金，还安排水稻专家徐一戎到查哈阳农场传授
旱育稀植新技术。管局也下派总农艺师杨耀庭、农业处长尹鹤柱、高级农艺师陈海峰等前来
农场指导生产技术。是年3月中旬，又把查哈阳农场的张荫昌、刘长钧、徐万滨等一批离退休
的老科技人员请回来，投身到治涝与种稻的主战场。并选择了金边分场为水稻旱育稀植的突
破口。
进入5月份掀起插秧高潮。我们的口号是不插6月秧，仅用1个月时间插秧5 000亩。6月1
日，捷报飞抵总局局长刘文举的案头，刘局长半信半疑，派总局水稻办主任安炳政前来验证。
当他看到片片稻田，水清苗绿，确已全部插完秧，连声赞叹：“查哈阳不插6月秧，这在垦区
首开先例”。
8月29日，农垦总局组织垦区110人在查哈阳农场召开了现场会，参观学习查哈阳农场水
稻旱育稀植经验，我在大会上介绍了经验。并向总局领导表态：1991年旱育稀植达到6万亩。
1992年达到10万亩，本世纪末达到了35万亩，仅水稻一项可产粮3.5亿斤……
这一年，查哈阳农场水稻插秧面积名列垦区第一名，“鸟型”战略的鸟头开始抬起来了，
也给黑龙江垦区水稻大发展提供了新鲜经验。

走向新的起点

1991年3月我调回嫩江局工作，任党委副书记分工党群和政法工作。1993年12月任嫩江局
党委书记，主持党委全面工作。在这段工作中我主要做了三项工作。即：抓班子建设、抓经
济发展战略、抓为基层单位服务和为群众办实事。
一是抓班子建设。在我主持党委工作中，特别是在抓重点班子和重点人考核中，使我充
分体会到：一要注意班子的整体性，“部分之和大于整体”，一个好的班子应该是“九牛爬
坡、个个出力”，否则造成内耗，抵消力量；二要注意班子的和谐性。班子要实现团结、步
调一致，成员间就有个互补性的问题，就要求我们干部管理部门和党委主要领导要有科学使
用干部的意识，要熟悉掌握干部的各方面情况，不仅知其特长，还要熟知其脾气秉性和弱点，
用其所长补其所短，达到和谐的目的；三要注意班子的连续性。班子的结构要呈梯次型，不
论从年龄上还是其它方面，都要有合理的层次，并实现自然流动，既抓用人、又抓育人。要
使干部的升职、降职或免职正常化，逐步形成庸者下、平者让、能者上的机制。
二是抓经济发展战略。尤其是我任党委书记后与局长一起组织局机关深入农场进行了两
次大规模的调研活动，掌握了局情。在此基础上，我们集思广益，制定了嫩江局经济发展的
五大战略，突出地理优势、区域优势、资源优势、市场优势，集贸工农一体化，构建起乳、
糖、米面、油、饲、肉、种子、轻工、贸易、建筑业十条产业链。分局的发展战略形成后，
我又带领政研室同志一个场一个场地落实各农牧场的发展战略。到1998年为止，各农牧场都
有自己的经济发展战略。所谓战略，是指重大的，带有方向性、全局性、超前性的谋划，作
为一个单位科学地制定经济发展战略，显得尤为重要。
三是抓为基层服务和为群众办实事。我一直牢记我这个党委书记是在党的培养下从群众
中干出来的，回过头来应为群众办事，来回报人民群众。于是我选择的一个重要载体就是职
工致富的“细胞工程”，这也算是嫩江局当时开展基层工作的杰作了。1997年底，我在分局
工作会议上提出在全局范围内实施家庭致富“细胞工程”，以密切党群干群关系为核心，以
转变领导作风、当好人民公仆为重点，以为职工群众办实事、做好事、解难事为载体，以提
高职工群众生活，加快致富奔小康步伐为目的的工程，得到了当时全局上下一致拥护和响应，
分局当时制定实施了《细胞工程三年方案》(1998年至2000年)，并出台了扶持家庭致富政策
11个方面23条。为了抓落实这浩瀚工程我带领工会、政研室和有关部门的干部一个场一个场
地进行调查落实，直到我离开分局还在接续地进行着。
作者：原为农垦齐齐哈尔分局党委书记，现任黑龙江农垦管理干部学院党委副书记、副
院长

情 系 海 洋
──忆在查哈阳农场海洋分场扶贫的日日夜夜
陈海峰

我1929年3月出生在辽宁北镇县(今北宁市)古城南门里的一家小业主家庭，父亲以粮米
加工和走街串巷卖香油、玉米面为生。自幼父亲就叮嘱我：好好念书，长大不在衙门里做事
、不当差，百行以教书为本，没有风险。1947年7月初中毕业后，我就考入了新民师范学校
(中师)，因当时处于战争年代，国民党统治区常常出现停学现象，不久新民师范停课，后又
转到锦州念师范；战争吃紧了，锦州师范也停学了。1948年6月搭乘国民党海军登陆艇，从
葫芦岛上船到了天津，在五姐的帮助下到天津市第四临中读高一班。入学不久，国民党当局
决定把这批学生编人到部队送到镇江。消息一传出引起了全校师生大动荡，上街游行，坚决
不当国民党兵。国民党天津当局派出大批警察、宪兵开始镇压游行示威的青年学生，当即造
成了“七?五”流血事件，学生死伤多人。当晚9点多钟，宪兵又突然闯进体育馆宿舍，强
行检查并逮捕进步学生。在全市人民声援下、在学生的坚决反对下，国民党当局不得不放弃
在学生中征兵的决定。
1949年1月15日天津解放了，我们这些住校的学生手持小旗，凌晨便到大街上欢迎人民
解放军第四野战军进城。不久，接管政府的驻军首长来到了我们学校，动员青年学生到战略
的大后方——黑龙江省北安县(省政府所在地)参加经济建设。2月中旬，我们150多名学生从
天津出发，2月24日到了北安。省政府把我们安排到北岗道东的一座花腰楼，办了三个半月
的干训班，省政府副省长杨英杰常来干训班给学员讲课。6月中旬干训班结业了，全部被分
配到在克山县举办的省农业干部管理学校，在这里学政治、学农村土改政策、学农业生产基
本知识。1950年5月1日经过东北局高教部批准，这所学校正式转为黑龙江省农业专科学校，
我被编在农艺甲班。
1952年8月我毕业了，被分配到齐齐哈尔市，在黑龙江省人民政府农业厅农场局工作(此
时省政府已迁至齐市)。自此，父亲多年的夙愿破灭了，我从教的愿望已成泡影，在农场局
当了一名技术干部。1953年我加入了新民主主义青年团。当时省农业厅农场局管辖的有省营
查哈阳机械农场和五大连池农场以及43个县办农场，我分管省营农场部分。
1954年7月黑龙江与松江省合并。当时对于省政府干部面临两种选择：一是随机关去哈
尔滨，一是留在嫩江专署和充实基层。我考虑到我是搞专业技术的，长期在机关工作，专业
得不到充分发挥；同时，我又是非党积极分子，党的培养对象，需要到基层去锻炼提高。我
选择了去农场。
1954年9月，我手持省农业厅的介绍信，来到了坐落在甘南县十一区的黑龙江省甘南机
械农场报到了。甘南机械农场对于我来说并不十分陌生，在厅里工作时期同金浪白厅长和翟
敬副厅长来过这里检查工作。这个农场组建于1947年4月，是垦区首批农场之一。场长是宋
光亚，为人民主、能干，是县农业科长下派来充实基层领导的，很注重科技人才使用，建场
初，他便请来伪满开拓团一部分日本技师和有技术的工人，从各地收集来火犁机件组装成拖
拉机开荒。日籍西山信清便是宋光亚请来的育种技师。开始，这个场办得很有气势，后来因
人事变动，场址迁动等因素，生产效益一天不如一天，省里想把这个场砍掉。后来县里把孙
玉昌派来当场长，农场又恢复了元气，场型扩大了，机械力量加强了，农场不但没有砍掉，
还升格为省国营机械农场，归属省农业厅领导。
为了表示我立志在甘南机械农场干一辈子的决心，当年12月我把父母、妻儿从辽宁老家
搬到了农场，居住在三间寒冷的草房里，晚间睡觉还得戴上棉帽子，但我无怨无悔。孙玉昌
场长很关心我的生活，帮助我家解决了许多困难。
我当时是农场的生产组组长、农业室主任，负责2个生产队的农业技术指导工作，并担
负着1 600公顷的垦荒质量检查验收工作，常常是几天不回家，吃住在外。1955年3月甘南机
械农场与查哈阳农场合并，为三分场。从这年开始，我进行水稻种植研究工作，对水稻孕穗
规律进行调查，7月10日发现1957年这年比正常成熟期推迟7～10天，将调查结果向场长做了
汇报，场长立即召开了看水员会议，讨论对策。我提出了建议，采取浅隐灌、更换进水口、
施用小灰和霜期临近薰烟等措施，减轻了水稻减产程度。通过水稻生育调查，我写出了《水
稻水直播》、《水稻旱直播》、《水稻高产经验》、《水稻插秧》、《湿润育秧带土移栽》
等文章。
1958年7月，在党总支部动员大鸣大放帮助党整风之时，我在会上提出了要加强对农业
技术领导的意见后，被划为“右派分子”，下放劳动，到小区去搞试验。这个期间，我在劳
动中摸索出撒播、直播、水条播等经验，写出几篇汇报材料，但此时再没有人听我这个右派
的建议了，浑身有劲没处使用，右派一当就是20年。
1978年查哈阳农场党委给予我彻底平反，并调我到新立四队搞高繁，此间，我引进了66
—10—25—1紫花苜蓿优良品种，在全分场5个生产队进行试验，经过3年推广试验终于成功
了，受到农场的表彰，并在管局第一届科技大会上获得了“紫花苜蓿栽培和利用”研究成果
一等奖。1981年3月，我被调到管局畜牧处工作，主持了绿色草原等5个场的天然草场资源调
查；1986年9月调我到科技处，主持局、场、分场的三级粮草轮作论证会，通过7年大面积试
验，我代表课题组发表了《农牧结合、改造低产田，合理优化结构》的周期试验报告，1994
年8月和1995年10月通过了总局科委和农垦科学院的验收和专家组的鉴定。
1989年3月，正值我事业有成的时候，年满60岁离休了。多么想再干上几年，完成自己
的未尽事业。1990年年初，管局党委召开扶贫工作会议，请了局里3位离退休老头参加会议，
其中有离休后的杨跃庭和我，还有农林处处长尹鹤柱。要我们组成赴查哈阳农场扶贫工作组，
重返第一线。到农场之后，吴占柱场长安排我与主管场长跑面，住在总场招待所，按实说，
这对于我这个上了年岁的人还很合适。但是，我的愿望是，在有生之年把我的专业技术全部
贡献给农业科学技术事业上，完成我未完成的事业。于是，我坚定地提出，让我到曾经工作
20年的海洋分场去。
海洋分场的前身为甘南机械农场，1955年合并于查哈阳农场。我25岁到这个农场，正是
干事业的大好年华，我热爱这片土地，想在这里干一番事业，可29岁时却被打成右派，真是
壮志未酬人已老。
这次到海洋可谓衣锦还乡，是管局工作组、场长顾问。到分场之后安洪斌场长给予我很
多工作权力和生活条件，待为上宾。党的信任、人民群众的尊重，是我完成扶贫任务的主要
能动力。说是扶贫，不是来搞困难补助、搞救济金发放，是扶志，是以科学技术增加海洋分
场的造血功能。根据这个分场的生态条件，我同杨总、尹处长意见一致，就是搞水稻早育稀
植。
旱育稀植是80年代中期从日本国引进到黑龙江垦区的，由于它技术性能很强，一直没有
被人们所接受。特别是海洋这个地方，习惯撒播，为了使领导层先能够通过，以我几十年对
海洋的深刻了解，在1990年5月31日和6月12日的老科技人员论证会上提出了我个人考察意见：
“海洋分场地势低洼易涝，土质粘度大，渗透能力差，特别是又遇到1988年大洪涝，地下水
下降慢，作物灾害多，大幅度减产，单纯靠排水治涝种旱田是无法解决根本问题。只能因势
利导，发展水稻，大力推广旱育稀植新技术，是脱贫致富的康庄之路。”得到了与会的领导
人认可。
为了能在群众中通过旱育稀植，杨总和尹处长在金光五队抓了示范点，搞典型引路。我
同安场长商量，先在海洋机械插秧大户都云喜地块搞示范，第一年便在路边的105亩地块上
搞了旱育稀植。通过这个联系户的试范，不少农户也上了旱育稀植。为使这项推广工作达到
成功，我从育秧、整地、插秧、田间管理、秋收、脱谷等一系列农艺流程，全面负责，跟踪
服务。到秋，都云喜的105亩旱育稀植水稻亩产达千斤，比采用其他方法播种的水稻多产300
斤，年末一算账纯盈利3.7万元，还清了借贷，尚余1.7万元，彻底摆脱了贫困。从金光五队
也传来好消息，4 500亩旱育稀植水稻亩产也达到了千斤。
实践证明，旱育稀植是发展水稻生产的成功经验。韩国柱场长决定1991年对比较贫困的
海洋分场扶贫拨款150万元，大上旱育稀植。这年海洋分场上了1.2万亩旱育稀植，并从方正
县请来5名农民技术员。为了达到旱育稀植对水平地的高标准要求，我建议先旱平、后水平。
安场长调来14台东方红拖拉机(全分场仅有19台)和5台推土机，在大池内进行旱平地。
这年金秋8月，稻穗橙黄，丰收在望，群众对旱育稀植完全认可了，场部二队群众提出
增加水稻面积，搞旱改水，他们没有经过动员便把道南的1 440亩麦茬地进行秋翻、秋耙、
秋旱平、秋打埂变为水田。接着，1992年春天又旱平了2 805亩，实现了大面积旱改水旱育
稀植一步到位，震动了各级领导。这一举动也引起上级领导部门的高度重视，省开发总署、
总局项目办戴帽给海洋分场投入发展基金198万元，农行贷款183.6万元，农场自筹190万元，
三年合计投入资金571万元，全分场完成插秧3.75万亩。
1994年是我们扶贫工作的第五年，也是我即将离开海洋、超期服役的最后一年。但我心
地坦然，海洋翻身了，海洋富了。1985—1989年的5年间全分场年平均亏损29.8万元，而
1990～1994年的5年间年平均盈利31.44万元；水稻(直播)从亩产227公斤提高到434.9公斤，
还清了400多万元挂账，水稻种植户年均纯收入超万元。海洋一跃变为先进分场，盈利超50
万元的先进企业。
在这5年扶贫期间，局党委授予我1次模范老干部和4次优秀共产党员称号。从“反右”到
“文化大革命”，海洋职工群众十分同情我的遭遇，想方设法保护我，使我极受感动。借5年
扶贫机遇，以实际行动回报海洋群众对我的爱戴之情，应是情理之中。
作者：原为嫩江农管局科技处高级农艺师(1999年被省老龄协会认定为研究员级)，1989
年3月离休。

艰难岁月见真情
──与知青同舟共济的沧桑岁月
裴良玉
1968年10月，冰霜早早地光顾了北国大地。阳光黯淡，花木凋零。史无前例的“文化大
革命”夺权斗争进入了“全国一片红”阶段。随之而来的知青上山下乡、干部下放劳动的浪
潮席卷全国，它宣告了清理阶级队伍的开始。
在刚刚过完34岁生日那天，我这个出身于非无产阶级家庭的小知识分子，被“工农兵”
铁扫帚从上层领域中扫地出门了。卷起行李，登上北行的列车，告别了工作十几年的新闻机
关，湮没在上山下乡的洪流之中。
在北大荒深处，有一块刚刚被人类开发的处女地，它坐落在海拔500多米的大兴安岭脚下
的过渡台地上。丘陵起伏、荆莽丛生、野兽出没。在这片片丛林中隐约地透出一座座高墙和
木架岗楼。这里曾是关押犯人劳动改造的地方——黑龙江省第二十劳改支队，对外称老莱农
场。我们这些被下放的干部，被放进这座刚刚拆除大墙的昔日监舍里，在一铺50人居住的大
便炕上安家落户了。周围是那么陌生、凄凉，同城里下乡青年混编人连队里，干起了沉重的
农活。
冬去春来，冰雪消融，老莱大地从沉睡中醒来，睁开朦胧双眼，敞开宽阔胸怀，迎来了
新的教育对象——3000多知青，500多下放干部。按半军事化建制，大队改营，中队改连，下
设排、班，在“广积粮、不称霸、准备打仗！”的呼啸声中搞起军事训练。在这一群体中，
不时地出现一个又一个腮上挂满胡子的老兵，脸上很少有知青那种纯朴无华的表情，目光呆
滞，步履艰难，忧肠满怀。他们便是来这里“吃小米，爬大山”到劳动中“重新学习”的下
放干部，冠以“五七战士”荣称，每个营里不下百人。小青年和原场农工常常用狐疑的目光
审视他们中间的每一个人：他是走资派、他是犯错误的干部……
春播在即，我的名字出现在四营一连榜尾上，为八班的班头。当年我身体很健壮，给播
种机上种、上肥，背背扛扛，身子骨比小青年抗压。可能是上峰看中了我的活计，到连队不
到两个月，提我当了三排排副。
日久天长同知青们混熟了，在宿舍里、在出工干活小憩时，我们天南地北、古今中外侃
个没完。按政治部门部署，路线斗争要“年年讲、天天讲”，田间地头摆战场，开展大批判
填曲，组织知青唱歌跳舞是拿手戏，为此常常受到营里表扬。收工后篮球场上展开车轮大战，
场上缺员时我披挂上阵打组织后卫，多员时我吹哨当裁判，一吹就是两三场，还别说，我现
在怀里能揣上国家二级裁判证，真是从那个时候起步的。无官一身轻，我的心境从未有过这
样坦然，同知青们在感情上有说不出的默契。蒙在心头上的阴云，被这几百颗滚烫的心溶解
了。天地之大，哪块热土都能生根发芽，哪块黄土都能埋人，索性我把家眷从城里搬来农场，
“五七道路走全程”。
这样平静、祥和的日子太短了。原单位清理阶级队伍的头目，带领斗批改小组下乡扫荡
了。我这个躲进避风港的团结对象，被叫到案前，罗列了若干条罪状，要我讲清楚。一向委
曲求全的我，发倔了。一返往常，依理争辩，也许是气愤、是激怒，声音传进了连队宿舍，
我的排长(知青)领着10多人闯进了会场，高读“抓革命、促生产”的语录，在会上向这些不
可一世的大员们宣布：“眼下正值夏锄大忙，老裴必须回连里领人干活，你们要相信群众，
他有问题交给我们处理。”说罢，把我“驾”出会场，躲过了一场灾难。此举焉能是福，又
给我被彻底清除报界的“罪证”上加了砝码，“挑动群众斗群众”，必清无疑。
老莱的夜是那么寂静，只有棚壁上的蛐蛐儿吱吱地叫着。我睁着一双无法入睡的浑浊的
双眼，透过窗棂默默地注视着一棵棵被浓雾笼罩的、时隐时现的星星，苦苦地思索着命运的
安排。
思索使人深沉，思索使人豁朗，我决心用自己的双脚重新走出一条人生之路。白天领着
知青干活，晚间组织他们排戏、演戏，从基层演到总场，从县演到省，这么一闹腾，把一个
名不经传的老莱农场，宣传得蜚声内外，地区和县里凡是有慰问活动的差事，必到农场请这
支小分队巡回演出。我的办公桌一下挪动两个台阶，从连队搬到了总场政治部为宣传干事。
把全场文艺精华集中到场部良种实验站，承包果树园为生产基地，宜农宜文。这里是农场的
世外桃源，风景如画，沁人心脾。秋季垂满枝头的金亮亮的黄太平、红艳艳的大秋果和紫得
像珍珠的李子，真是万紫千红香满园。劳动之余队员们集中在柳荫之下排戏、排舞，把一座
小果园闹腾得热火朝天，生机勃勃，琴声歌声飘荡在小小的天堂空间。
夏锄是农时最忙季节，小分队为送戏到连队，赶排了适宜在田间演出的剧目和制做了方
便于携带的小型布景道具。一架老牛车拉着道具、布景、服装和乐器，驰行在乡间的小路上；
一队整齐有素的文艺轻骑，肩扛锄头奔向连队，未进屯先下田，同农工并肩锄草。收工后，
一台露天样板戏开锣了!小山村沸腾了，男女老少围在两台半挂车并合成的舞台前听戏观舞，
不时地发出雷鸣般的掌声，连队干部和知青们更是赞叹不已。第二天拂晓，小分队又悄悄地
离开了这个连队向一个新的地点进发了。
在那多事的年代，小分队有如一叶轻舟，飘泊在茫茫大海之中，稍稍偏离一点“路线斗
争”的轨道，就要触礁，轻刚搁浅，重则沉沦海底。一个文艺团体最敏感的是革命化，是思
想、生活作风是否过得硬，它决定着这个团体的形象和生命。
通过同他们两年多的摸爬滚打，我也看出一点苗头，这些少男少女下乡时刚刚十七八岁，
现在已是二十多岁正当年华，大龄的已二十四五岁，他们已经到向往和需要爱情的年龄了，
特别是搞文艺的，整天在一起劳动、排戏，感情的撞击要比生产连队中的青年强烈，人非草
木，岂能无情。
矛盾尖锐了，假如这只引人瞩目的文艺团体里，结成若干个情人对子，漫步在花前月下，
谈起恋爱来，那社会舆论能吃得消吗?场革委会能允许这个文艺团体继续存在吗?不，不能任
其发展。整顿风纪，强化革命化力度，先从干部、主要队员做起。我辞掉了宣传部的工作，
把办公桌从办公楼搬到了果园，把关系落到连队，专一抓文宣队工作。在大会上讲，在会后
谈，晓知这个问题的严肃性。很快这个问题平静了，为了这个整体的存在，他们忍痛割爱，
把爱情悄悄地埋藏在心坎里。这可能太残酷了，但是，他们为了这支来之不易的整体，无条
件地遵照执行了。一位队长年已二十三四了，他深深爱着队里的一位可爱而又聪慧的姑娘，
两人心照不宣，直到他考上大学，临要入学了，才向她表白了爱情，大学毕业后，两人终成
眷属。相继又有两位队员相爱了，虽然他们十分注意影响，但是还是引起连锁反应，组织上
决定把他们工作分开，把他们中的一方调出文宣队，到小学任教，势态缓解了。但也有一对
命运不佳的情侣，那还是在上海念中专的时候，两小无猜，青梅竹马，为了爱情两人又一起
来到北大荒，一进文艺小分队两人偷偷地把爱情埋在心里，谁也没向领导、战友表白过真情，
生怕影响这个集体。后来，由于返城时间的差异，两只鸳鸯各去一方，铸成了终生遗憾。这
是牺牲，是奉献；是对，还是错，至今也无法说得清楚。
这一批可爱又可怜的孩子们，在十七八岁时就远离温馨的家庭，来到这人生地不熟的荒
野小村，过早地失去了母爱、父爱。一位姓马的女队员，刚满十六岁，初中还没念完，当局
长的父亲被打成了走资派、大叛徒，锒铛入狱，母亲病倒在床，弟弟妹妹还小不懂事，这个
家，已够她伤心的了。街道革委会又一纸公文来了——下乡接受再教育。孩子用眼泪告别了
母亲，想去号里看看父亲，专政队硬是不许父女相见，她带着串串泪珠来到了千里之遥的农
场。忧郁、思念、天寒、炕凉，不到一年她患上了严重风湿性心脏病，下不了床。基于家庭
境况，她不想回城治疗，更不想把病情告诉多病的妈妈，她坚强地忍耐着、支撑着，知青战
友都为她久治不愈的病痛心急如焚。缺医少药的分场卫生所只能用消炎止痛药维持着。我爱
人老苑听说之后，赶到知青宿舍，看到平时一向天真活泼的小马，竟被病魔折磨得死去活来，
她潸然泪下，同连里商量要把小马接到我家养病，知青们感动了，小马更是情不自禁地流出
了热泪。从此我家多了一口人，我这个家长被“撵”到了青年宿舍同知青们同吃同住了。功
夫不负有心人，老苑一碗汤、一碗水地精心护理，并把她放在热炕头上，煮上热汤放进艾蒿，
为她热敷、浸泡驱寒赶风，不到一个月的时间，小马又重新站起来了!不但能唱，也能跳了。
刚刚被解放出来的父亲闻讯来探望女儿来了，听女儿哭述患病、治病的经过之后，这位
在日寇刺刀下都不曾眨一下眼皮的老革命，泪水横流了，一定要把孩子给我们当女儿不可，
因为“她的第二次生命是你们给的”。其实我的家何止是小马的家，是所有知青的，谁有点
风寒感冒就来住上几天，吃点热面，睡上几宿热炕，发身大汗，加上老苑的精心护理，保你
康复归队。逢年过节，我家热闹非凡，包饺子、烙饼，大家动手，大家吃，二十几号人团团
围坐，过个团圆年，顿时小青年的孤寂、思乡之苦消失一半。
我们以父爱母爱温暖着这个集体，以真挚和坦诚的情感同知青相处，在这举目无亲的生
活空间，赢得一片豁达的绿洲。上山砍柴、耕种园田，劈柴担水都是知青们利用休息时间抢
着帮我干。我家门前的园田比别人家的都要大，是知青们开的荒，又是他们从山上砍来枝条
圈起来的，春种夏收，担水浇灌，大家干大家吃。记得，那是1971年夏天，小分队食堂被火
烧了，队员们每顿饭要到距离三里多路的机关食堂打饭吃。劳累一天的孩子们，不想多走路，
只好一口凉、一口热地对付着吃，我们当领导的看在眼里，痛在心上。那些天我一直跑上边，
研究恢复食堂。经费下来了，但需要自己割苫房草、挖草筏子，偏巧这个节骨眼，我儿子腿
上长了个疖子，不能上学，老苑几次三番催我领孩子到医院看病，一直脱不开身。这天要上
北山坳挖筏子，我起早到医院开了两瓶七厘散，也未来得及嘱咐孩子怎么个用法，放下药就
领男队员上山了，孩子错将外敷药当成内服吃了，不到十分钟，孩子连呕带吐，折腾得面色
腊黄。队里的女队员知道后，几个弱女子硬把一个十二三岁的男孩子背出二里多路，送到医
院灌肠抢救。待我知道后从山上赶来医院时，孩子已经脱离了危险，大家都露出了笑容。阴
差阳错，因祸得福，可能是由于外药内服渗透力大的缘故吧，下久，孩子多日未愈的疖子好
了。
老莱的冬季白雪皑皑，一望无际，那雪像我们人际间所拥有的情感那样洁白无瑕。然而，
暴风过后卷起道道沟堑，把一块银白的画面抹出波波皱纹。这年冬天，一股“吐故纳新”的
政治运动有如暴风骤雨般卷入平静的果园。刚刚送走贫宣队，又进来了军宣队(退役军人)。
一进驻果园便虎视眈眈地把目光落到我的身上，非要揭开这里的阶级斗争盖子，“大家要擦
亮眼睛，不要被假象所蒙敝，老裴何许人也，为什么一名堂堂报社记者不能被使用，而下放
到山沟沟里劳动改造?！”真有山雨欲来风满楼之势，我靠边站了，开始背对背揭发批判。相
处多年的知青们，每人心里都有一秆公平秤。他们说：“我们没有见到老裴的过去，只看到
他的现实表现，他身为领导率先垂范，为小分队呕心沥血，无私奉献，没发现他有不符合无
产阶级革命路线的问题。”连续几天的发动会，愣是没人揭发问题，新年、春节排演任务迫
在眉睫，只好把我请回来抓工作，这叫革命的洗礼，也叫大浪淘沙吧。
转年，绿色的地毯遮满大地的时候，省里在齐齐哈尔组建了嫩江农垦分局，我被调到分
局宣传部抓文化宣传。虽然工作岗位变化了，工作还是面向农场的文化宣传工作，仍然同这
支我曾战斗过的文宣队紧紧地相连着；我的家虽然迁回齐市，但仍然是知青们的回城省亲、
进城办事的“交通站”。
那是一个初冬的傍晚，嫩江江畔的冷风夹杂着几分寒意，吹黄了绿色大地，橙黄色的夕
阳带着像炉火将要熄灭时的红光，坠落在西天的彩云之中。下班前的一刻钟，我办公桌上的
电话机里传来一个不幸的消息——老莱农场文宣队谈慧丽同志在抢运沙石中因车祸，于下午
4时许不幸牺牲。这一事实使我无法接受，这位多才多艺而又多灾多难的女孩，怎么会这么早
地结束了她的年轻生命。这一夜，曾是她指导老师的我，包括我家所有的成员都无法人眠，
小谈的身影幕幕展现。1969年春，从上海开往北大荒的专列上，有一位身材适中，长着一副
白里透红的圆圆脸蛋和一双明亮、清澈眸子的上海姑娘。她以深情的目光注视着车窗外的景
物，注视着未来的命运。来到农场后，在连队里她默默地干着脏累差的活计，收工后一个人
躲在僻静的小屋里，以琴为伴，排解她心中的积郁。但是，仍然摆脱不了她有个国民党军官
生身父亲的政治阴影。
在一场文艺汇演会上，她的琴声征服了我，尽管她出身背景不妥，但做一名大幕侧面的
伴奏员还可以用，小谈人选了。在那“老鼠生儿会打洞”的血统论年代里，让像小谈这样
“可以教育好的子女”登台亮相，不能不招至非议。一小部分带着“左”视眼镜的人大放獗
词：“沙家浜里的阿庆嫂，穿上蓝褂子，披上红头巾谁个都可以扮演，为什么不要工农兵去
扮演?而让那些资产阶级少爷、小姐在台上群魔乱舞。”真让人啼笑皆非。我的观点非常明确：
凡是上山下乡来到这里参加劳动、从事边疆建设的知识青年都是工农兵，都有平等竞争机会，
这观点得到了农场党的核心组和革委会的支持。小谈胜利了，她深深感到这是殊荣，是党和
人民的信任，无论是劳动，还是演出，她都是那么认真、投入。不久，她就展露出
不凡的头角。她不仅仅小提琴可稳坐头把交椅，二胡、手风琴都有独奏水平。在去大兴安岭
慰问演出中，一出民乐小合奏，她的横笛惟妙惟肖，成了这台合奏曲的主旋律，让人叫绝，
搏得阵阵掌声。几次返场后，板二胡重奏《老两口学毛选》，她的板胡清晰动听；再度返场，
她坐定台前，二胡独奏《红军哥哥回来了》，使全场观众大饱眼福，耳目一新。有人评价她
是吹、拉、弹、唱，无所不精的才女，这也不过份。她有副铜铃般的金嗓子，唱起民歌真是
声情并茂，委婉动听；几出样板戏旦角选段，她无一不精通，音域宽、韵律准。京剧《海港》
方海珍的唱段多而长，一般要配AB角，而她不但一人唱全场戏，落幕后还要参加乐队的间奏，
够得上小分队一专多能的台柱子，以“老莱农场的方海珍”遐尔闻名。一些专业剧团来人了，
省军区文工团来人了，想调她加盟，可又都因她的家庭关系而告吹。这对她来说无疑是一个
很大打击，但她从未因此而气馁，照样在这片黑土地上发挥她的光和热。五年时间里，她的
足迹踏遍了周边县城、驻军、兵团、农场、林场、矿山、农村；她的歌声回荡在黑龙江西部
大地上和高高的兴安岭万顷松涛中。她以出色的劳动、精湛的演技、高尚的品格，争取了党
和人民的信任，入了团、当选了队长，她流出了幸福的热泪。
然而，就在她各项成就步入巅峰时刻，在一次跟汽车拉运沙石劳动中，她为了其他队员
的安全，把扔到车上的铁锹，一把一把地拾起来插入沙石中，然后自己才去车头取来棉袄，
一只袖子尚未伸出手时，车启动了，她被甩到车下，车轮碾过，这一位才女在这寂静的山间
草地上合上了双目，世间的赞美和责难，她再也不去想了。
噩耗传来，人心俱裂。在外埠上大学的、招工返城的、请假回城省亲的战友闻讯回来了；
附近县城的领导、驻军首长、兵团知青战友赶来了。我这个老指导第二天一早偕同分局宣传
部领导赶到了农场。在停尸间里，我的眼睛模糊了，小谈是那么安静地闭上了双目，可她的
战友却撕肠破肺，30多名队员把我紧紧地搂在中间，嚎啕恸悲，就是一副铁石心肠也会被这
滴滴泪水所催化，我即刻声泪俱下。就是这一吊唁场面，却惹来一场政治风波，局里知道后
电告我返回齐市。我默默地流出几滴眼泪，他们无法理解我同这部分知青的情份，如果人与
人之间存在这种共同的、相通的情感，或许那一切灾难都不会发生。我任可冒第二次下放的
风险，也要陪送小谈最后一程。直到开完追悼会、火化、把骨灰送上南去的列车才回局里上
班。在向局党委汇报时，我以生动的事实，讲述了死者的生前感人业绩，加上部门领导周旋，
得到了局里主要领导人的同情和谅解。但不久把我从宣传部调到文教卫生科，算是平衡了关
系。面对现实我无怨无悔，生活有如大海，有风有雨，有潮有浪。事后，知青们从微薄的32
元钱收人中，集资给我买了一个纪念晶，雕刻上“良师益友”4个金光大字，并刻留下他们30
多人的名字，这太可贵了。我把它摆放在书柜里，精心地珍藏起来。
没有永远荒芜的土地，也没有永远灰暗的天日，乌云滚过，霞光灿烂。粉碎“四人帮”，
特别是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各项政策得到落实，知青和下放干部根据自己的留去意愿，
大部分返城了。
30年后，我已两鬓斑白，人老情未尽。知青们为这不了情，成立了联谊会，聘我当顾问。
1992、1996、2000年连续三届分别在大连、上海、北京聚会。他们的音容笑貌依然如初，变
化的是，额头和眼角多了几道皱纹。如今这一代人经过上山下乡和返城谋生的风风雨雨锤炼，
已成为时代的骄子，有的成为厅、处级领导干部，有的已是功名成就的高科技人员和改革大
潮中的企业家。在金钱和地位变化了的今天，他们更加成熟和富有情感了，依然以一名普普
通通的知青相互交往。一如既往地尊我这位当年指导为“良师益友”。真使我受宠若惊，良
师不敢担，益友却是永恒的，在他们的身上我找到了当年农场生活的人生价值和真谛。
同时我也深深感到，无论他们过去、现在、将来，无论他们走到哪里，都没有忘记曾经
养育过他们的北大荒，是北大荒以她那宽厚的胸怀接纳并用她那特有的精神塑造了知青。他
们视北大荒为起跑点，是第二故乡，企盼会有那么一天重归故里，回访、回报北大荒，了却
一段大荒情。
作者：为原《嫩江农垦志》主编，退休后再次被聘为《齐齐哈尔农垦志》(1986～2000)
主编。
初到查哈阳
李世金
我是1947年在牡丹江参军，参加了辽沈战役、平津战役、渡江战役后，于1951年入朝参
加抗美援朝战争，1954年从朝鲜回国，1955年被授予中尉军衔，担任连队指导员工作。1958
年，中国人民解放军根据中央军委的指示，大批官兵转业复员参加社会主义建设，我当时所
在的部队是140师420团，这是一支在解放战争和抗美援朝中屡建奇功的英雄部队，驻守在湖
南耒阳县。1958年4月初，正当全体官兵紧张地进行军事训练时，我接到了转业的命令，军首
长亲自作的动员报告，说明这次集体转业和复员的重大意义和人员的主要去向。4月中旬我所
在的140师批准转业到北大荒的60余人由我带队乘车到衡阳集结。来到集结地，兄弟部队转业
人员很快都陆续到齐，军政委又一次作了报告，并组织很多人到车站给我们送行。一同乘火
车出发的有广州军区军直部队和桂林第十警校的官兵大约800余人，临时编队任命了一些带队
人员。我们这些人乘的火车都是货车，从衡阳出发一路往北，除了一天三餐需下车外，火车
几乎不停地跑，火车跑得越快，人们的心情也就越来越沉重。我是从东北参军的，对北方并
不太陌生，但大批南方人就不一样了，纷纷向我打听东北是啥样的地方，天气冷不冷，能冻
掉耳朵吗?我尽可能地解答了同志们所提出的一些疑问。但是说心里话，到农场去工作是个啥
样子心里也不知道。大家猜测，能像电影中苏联的集体农庄吗?是机械化作业吗?住的条件，
吃的东西……五天四夜的行程，屈指算来也有5 000多里地吧。一天下午，火车突然停在一个
小站，车厢外下着雪，在南方生活了多年，加上衣着单薄，不用说南方人，就是我这个北方
人也冻得直发抖。这时有人喊：“下车吧，到站了!”
人们带上行李和随身的东西陆续跳下火车。看到站牌上写着“拉哈站”。雪夹着雨不停
地下，寒冷的风很快就把人们对到站的热情刮没了。在泥泞的道边上停着一大溜来接站的马
车。人们挤在车上，询问农场还有多远，今天能到吗?来接我们的一位姓杨的领导说：“今天
是不能到农场的，还有几十里路，先住在这里，明天才能走。”
马车拉着我们这些快冻僵的人来到一个大车店，房子是土房，里面黑乎乎的，但很宽，
很长，通长两铺大炕却没有生火，虽然也很冷，但总比外面强多了。
晚饭做好了，黑面馒头，没有桌子，只好十几个人围坐在一堆，一盆咸菜，一盆豆腐汤，
当时许多人都不想吃，坐在那里议论着。带队的领导把我们几个人召集到一块，动员我们要
带头吃饭，不吃饭就更不抗冻，而且说，这点苦算不了什么，比战争时期不强多了吗?小会开
完，我们就分散到临时的班里去做工作。晚饭吃过，大家的情绪有所好转。
可是当人们睡下以后，新的问题就又发生了，炕是凉的，屋子里温度也很低，大家淋湿
了的衣服又一时晾不干，只好你挤我，我挤你地相互用身体取暖。夜深了，劳累加上困意，
终于使人们进入了梦乡。
第二天，早早地吃了早饭队伍便集合，又坐上马车向农场出发了。虽然天气很冷，有了
昨天的经验，许多人把被子披在身上御寒。马车一大溜，这时有人带头唱开了军歌。“向前，
向前，我们的队伍向太阳……”军歌伴随着马蹄声车轮声和赶车老板子的吆喝声飞扬在原野
上空。我随着马车的颠簸，放眼望去，一片银白的冰雪世界，偶尔有几棵干枯的杨树孤独地
站立在旷野上。刚刚离开南国的绿色世界，在思想上确实顺不过来，但是临行前军首长的动
员讲话仍然响在耳旁：“在组织上是转业了，可是在思想上，却要树立吃大苦的准备，发扬
我军的光荣传统，把农场建设好……”
马车不停地跑了近6个小时，来到查哈阳农场。
我和十几个人被分配到稻花香分场。这个分场刚建立不久，因此各方面都十分简陋，住
的宿舍也是一栋大草房。有些带家属的人临时没有房子，只好挤在一间房子里，一铺大通炕，
中间挂上几个床单，一隔就成独立的小房间。白天劳累了一天，晚间躺下便睡熟了，偶尔有
的人不小心翻身时就滚到别人“家”里去了，早晨醒来才发现睡到别人家去了，满屋子里的
人都哄堂大笑，睡错地方的人，在尴尬和窘迫中更不好意思了。
我和一同分配来的同志，就这样开始了来到农场后的劳动生活。
“农场忙，别人种地他打场”。这是当时讽刺农场地多人少干不过来。确实是这样，每
年脱谷打场要干到第二年的春天。那时的机械远没有现在先进，C一6苏式谷物联合收割机脱
谷进度很慢，只好一天三班倒，人休车不停。在冰天雪地，三九天里，农工们和机车驾驶员
们打夜班的滋味就更难了，汗水、冰雪、尘土夹杂着打碎了的秸秆，呛得人喘不上气来。休
息吃饭时，刺骨的北风一吹，又冻得人坐不住，只好点燃一堆脱完谷的秸秆取暖。艰苦的生
活和繁重的劳动，使一些人思想开始动摇，个别人开始离开农场或调到别的地方，但是留下
来的同志硬是坚持住了。
现在回忆当年的事情，如果没有一种信念，没有一种理想，没有坚强的党性，没有一种
奉献和牺牲精神，是根本无法去克服那个年代里难以想象的困难和艰苦的。我现在已70多岁
了，屈指算来，整整在农场工作和生活了40个春秋。当年同我一块来农场的战友走的走了，
死的死了，每每回忆这些旧事，更让我感慨万分。是的，我亲身经历了艰苦的岁月，亲眼看
到农场在风风雨雨的时代风云中所走过来的道路，更令我欣慰的是看到了，也体会到了改革
年代查哈阳农场的巨大变化。我是一个幸运者，也是一个见证者，我为农场的今天骄傲，也
为失去的战友而痛惜。我衷心地祝愿家乡的明天更辉煌。
作者：现已离休在农场老干部科，李式新协助整理

一个知青的梦

吕文琦

1969年春，我放弃了学校分配的“工矿”名额，满怀“屯垦戍边”的一腔热忱，从上海
黄浦江畔来到了北疆边陲——位于大兴安岭东麓、诺敏河右岸的黑龙江生产建设兵团五十五
团。就我们这些初来乍到的南方城市知青而言，大大出人意料的是，经过三天三夜的火车和
汽车的漫长旅途，踏上了这片北大荒黑土地。展现在眼前的竟是与当初想象之中截然不同的
一派景象：排列整齐的畦田，纵横交错的河渠，星罗棋布的桥、涵、闸……啊，这里原来也
是一个水乡泽国!我风尘仆仆地下车后，顿时就被深深地迷住了。
刚分到三营十七连，我从连长“欢迎新战友”的大会致辞中又得知：五十五团曾是查哈
阳农场，它素以“东北四大灌区之一”闻名遐迩，这使我对她更迷恋痴情。
稍歇一二天，我们来到的五六十名新战友，就同穿黑棉袄的老职工一起，开始下水田人
工撒种。北大荒的5月，天仍刮着凛凛寒风；清晨的水田，结了一层晶莹的薄冰。人高挽起裤
腿，光脚踩入水里，立觉钻心刺骨的冰凉，浑身骤起一层鸡皮疙瘩。在齐膝深的水中扛送稻
种或扬撒稻种，不多会，就冻得嘴唇发紫，下肢几乎失去知觉。无疑，对我们这些从没干过
农活的知青来说，这是“苦活”、“累活”。几天下来，冰碴子割破了脚，草袋子磨破了肩，
我依旧坚持出工；长时间地泡在水中，有时腿抽筋酸疼难支，待爬上田埂搓擦片刻，喝口酒
暖暖身，又继续干。我之所以不怕苦和累，除了当时的满腔热血外，更朴实的动机是，因为
来到了查哈阳，从心底里感到满足，甚至感到自豪。
有这种满足、自豪的知青，又何止我一个。从来自京、津、沪、哈等万余名祖国各地的
知青中，像“四大灌区”、“鱼米之乡”等这些寓于象征意义的称谓，像“小小的哈尔滨，
大大的查哈阳”这类已被撇开侵略意识的语汇，很快成了大家交谈或书信中频频使用的字眼，
并日渐成为大家心目中极富魅力和诱惑的字眼。由此，田间、食堂、宿舍，经常爆出知青们
的欢声笑语，生活充满了轻松、乐趣、温馨和力量，环境的艰苦便不知不觉地被抛到九霄云
外了。
然而，使我们知青万没料及的是，从春到秋，整地、撒种、拔草……辛辛苦苦地一年下
来，水稻的平均亩产却只获百余公斤。望着垂头丧气的知青，老排长笑着说道：“‘大把扬’
有这个产量就不错了。”“为什么不能种插秧稻?”他仰头长叹了口气：“谈何容易啊!”
谈何容易——原来，查哈阳属于“高寒禁区”，这儿全年无霜期只有120天左右，加上
受到当时生产力水平的制约及农场体制多变的影响，始终解决不了种水稻的“三关”：平地、
抓苗、灭草。我在下乡以后，随着时间的推移，对老排长的那番话，渐渐从不理解到理解，
并从中掂出了沉甸甸的分量。
1972年，又因连遭低温、霜冻，竟使查哈阳的水稻濒临绝产——单产仅为37公斤。此后，
我的连队所种的水田大幅度缩减。到1978、1979年大批知青陆续返城时，原先的水田几乎从
视线中消失殆尽，留在心头的仅是一片苦涩和辛酸。
“你的梦还没有做够，做醒啊?”
当我依依不舍地送别一个个返城知青伙伴时，有人曾这样对我说。“上纲要、过黄河、
跨长江”，可不，喊了多少年，它还不是个天方夜谭的梦?“南方稻谷飘香，北方杂粮满仓”。
要想改变它，不更是个天方夜谭!叹息、悲观、失望……或许，它也正是“返城风”的原委之
一巴。
“梦……”我愕然，可旋即就领悟了。连我自己也说不清是什么原因，仿佛神差鬼使似
的，却偏要执意留下不可。甚至，对那纸母亲退休寄来的“接班”调令，到头来也仅付之一
笑。大概，确是萦怀不散的“梦”在作“祟”。因为，它毕竟太美了!太勾魂摄魄了!
星移斗转。转眼，我已步人中年，早巳“扎根”北大荒了。这些年来，由于农场不断深
化改革和科学技术迅猛发展，终使“高寒禁区”的查哈阳出现了插秧水稻。跨入90年代后，
随着水稻“旱育稀植”、制剂封闭灭草的广泛推广、应用，这里蕴藏的巨大水资源潜力日渐
得到发挥；水田面积逐年扩展、倍增；水稻重现生机，1994到1996年三年，这里水稻平均亩
产年年突破500公斤大关，职工生活随之由贫变富，农场也开始扭亏为盈。
前不久，我陪同一些回访“第二故乡”的知青，又驱车去了丰收分场一队——即大家当
年下乡的连队。沿途，蓝天白云下，水稻泛黄，大豆墨绿，初秋的田野好似一幅锦绣画卷。
到达目的地下车后，老知青们个个露出惊异的目光，指着无边无垠的包产到户、连片种
植的水田问：
“这一大片全都是插秧稻?”
“今天，一垧能打多少?”
“像这样穗粒饱满的稻子，一般能勾上七吨半，好的八九吨。”
我作为一名农场机关的干部，自然以“东道主”身份，尽情地介绍了所熟悉的水稻，也
是回访知青所关心的水稻。当他们听说如今农场种植水稻已做到“七不”，即“不过四月苗，
不平五月地，不插(五月)廿六秧，不用七月叶，不抽八月穗，不逾九月割，不出十月脱”，
一个个都惊叹不已。又联想起农场发生的日新月异的变化：高楼林立的城镇化场区、宽敞光
洁的混凝土路面、频道众多的闭路电视、全国联网的程控电话、熙熙攘攘的集贸市场、绚丽
多姿的穿着打扮，便纷纷万分感叹地说：“看看现在，当初我们连做梦都难以想象啊！”
我久久地品味、咀嚼着……迄今，仍使人亢奋，更使人沉思!
作者：原为查哈阳农场政研室副主任，现为《查哈阳农场志》主编

我的父亲——杨玉清
杨 奎
我的父亲离开我们已三年多了，但他老人家的音容笑貌却永远地留在我们的心中。
父亲是1950年从老家吉林省乾安县来到当时的北大荒——甘南机械农场，即现在的查哈
阳农场海洋分场务农，当时他年仅16岁。由于家庭贫寒和祖母的早逝，养成了父亲自强、上
进、永不服输的倔强性格。父亲靠着自己的勤奋努力，19岁就当上了生产队队长。由于父亲
没有多少文化，仅在老家上过三年私塾，在职工中讲话有一定困难。为了练习讲话，他曾经
对着玉米、高粱等作物进行大声说话练习，被同志看见了，问他：“你在干什么?”父亲却戏
称：“在给庄稼做报告哪!”
父亲当上队长后，更忙了。每天早上总是他第一个起来敲响晨钟，带领全队职工开始一
天的工作，晚上又是他检查完一天的工作，最后一个回家。那时，农场种水稻是在5月份，50
年代的北大荒还很冷，早上水稻田里还带着冰茬就得下水。每天，都是父亲带头第一个赤脚
下到水田里撒种。由于长时间在冰冷的水田里干活，父亲患了风湿性关节炎，每到春秋季节
都疼痛难忍，一直到他老人家去逝也没能治好。
父亲为人坦诚，乐于助人。父亲的老家吉林省乾安县是个土地比较瘠薄的地方，盐碱地，
草都长得不高，一到大风天，白色的盐碱土和黄土满天飞舞，对面都看不见人。所以，很多
亲属、朋友、老乡，听说父亲来北大荒，且当了干部，都投奔父亲来场工作(当时农场缺少劳
力，外来人多数都能安排)。来的人没有地方住，就住在我家里，一住就是一两个月，队里盖
上“马架子”房才搬出去。有时赶上冬季，有的人在我家一住就是半年，最长的达两年多，
由此，我家也结识了不少亲戚。
虽然，父亲有许多亲朋、老乡，但是在工作安排上没有一个人借过父亲的光。他宽以待
人，严于律己。要求别人做到的，自己首先做到。他当时说：“在管理上要马克思加秦始皇”。
意思是管理不但要讲究方法，还要严格执行制度，在制度面前人人平等。因此，我的几个叔
叔至今还说：“别人家的亲戚当官了，都能借点光，可大哥当了一辈子干部我们一点光也借
不上。”好多干部家的亲属来场批了职工，最后享受到退休待遇。可我的爷爷、四爷、老爷、
母亲在农场劳动多年，却一直没能当上农场的正式职工，父亲对此无怨无悔。
记得那年父亲从北京参加劳模会回来不久，由于邻居家做饭不注意，引起一场大火，一
栋大草房共住5家，我家也住在这栋宿舍里。父亲全力组织职工灭火，顾不上抢救自家东西。
就这样，等到其他邻居家的物资抢救出来后，我家房子已成火海。母亲一个人冒着生命危险，
跑进去抢出了几床被子，就被亲友拦住了，最后在窗外用炉钩子钩出了几件衣服，其中有一
件是父亲在北京参加劳模大会时穿的中山装，衣服上被钩出了一个三角口子，这件衣服作为
历史的见证保留至今。
由于父亲的突出表现，深得广大干部、职工的拥护和信赖，曾多次被推荐为农场、县、
地区的先进个人、青年突击手，两次被省授予劳动模范，一次全国劳动模范。1960年被提为
海洋农场副场长，1963年任丰收农场副场长。
由于父亲平素在工作中严格管理得罪了一些人，“文化大革命”一开始，父亲就遭到了
批判。造反派说父亲历史有问题，是“南霸天”、走资派等等。父亲以理争辩，从未向造反
派低过头。后来，父亲被下放到兵团五十团十六连进行劳动改造。由于多年在恶劣的环境下
从事生产劳动，使他患了胃病，一着凉肚子就痛得厉害。母亲为了能减轻父亲的病痛，为其
炸了点辣椒油就饭吃。被当时不了解情况的知青发现了，说父亲搞特殊化，为此，又挨了一
次批斗。
父亲是农民出身。下放期间，样样农活都干得比较好，被认定为改造好的干部。当时，
兵团缺少搞生产的干部。因此，父亲被启用了，任命为五十团三营十四连连长。后来，又被
任命为三营副营长，兵团后期被任命为二营营长、教导员。兵团撤销，成立农场后，落实政
策，父亲调任泰来农场副场长、代理场长等职。1982年被调任管局科研所所长。所谓的农业
科研所已名存实亡，大批的科技人员调出，每年仅有少得可怜的几个科研项目。而庞大的机
关开支，却压得科研所透不过气来。因此，1983年父亲带领班子大胆改革，精简非生产人员，
机关仅留25人，其它附属事业单位、连队的管理人员也进行了精简。精简触动了一些人的利
益，有的上访告状，有的托人说情，有的找父亲吵架，一时闹得沸沸扬扬。记得有一名职工
为了安排自己的亲属给父亲送了两盒烟，告诉母亲让父亲自己吸。父亲回来后发现那不是烟，
是两盒每10元卷成一支的400元钱，他让母亲全部退了回去。还有来自上级领导部门的人说情：
“老杨你还能干几年，你退了别人来了不是照样安排吗?”父亲硬是顶着各方面的压力，坚持
改革，使科研所的管理费用降了下来，由原来靠上级财政拨款，达到了收支平衡略有盈利。
科研所土地面积只有1.7万亩，职工千余人。为了解决人多地少的问题，他带领职工开
发建设19栋，每栋1亩地的蔬菜大棚，承包给职工，取得了较好的经济效益，为90年代科研所
形成百栋蔬菜大棚基地奠定了基础。
为了能使科研所尽快富裕起来，父亲在即将退下来的时候，研究起了工业。当时有一句
话，叫“无农不稳，无工不富”。守着大豆生产基地为何不开发大豆深加工。于是父亲同有
关部门、单位协商、联系，三下开原，建起了全局第一家开原粮食局与科研所联营——开拉
浸油厂。当年就还清了贷款，为科研所的经济发展注入了新的增长点。当时父亲已经57岁了，
是同级班子里最年长的一位。就在父亲想为科研所经济发展再创佳绩的时候，由于身体不佳
不得不离开他的岗位，1987年退居二线了。
父亲病了。1996年4月应北京二姐和二姐夫的邀请，父亲和母亲到北京看望他们。10月份
父亲感到有些不适，就瞒着姐姐到天坛医院检查。当得知自己得的是癌症时，父亲没有告诉
姐姐、姐夫；偷偷地买了回程票，通知我们去接站。当在齐市车站见到父亲面黄肌瘦的样子
时，姐弟们都哭了，一惯坚强的父亲，此时也流下了眼泪。
根据父亲的病情，并征得父亲的同意，当天下午就住进了农场局医院。第二天上午就做
了“三管稳合”手术，手术比较成功，使父亲的病情得到了有效控制，并减轻了病痛，也能
吃饭了，不久父亲高兴地出院了。为了延长父亲生命，兄弟姐妹们，千方百计地寻找良药，
但终不能阻挡住癌细胞对父亲肌体的侵蚀。仅仅过了4个月，父亲不得不第二次住进医院。记
得住院前一天，父亲把家人叫到他的面前，安排后事。他说：“我没有什么牵挂的，你们要
照顾好你们的母亲，她跟我受了一辈子罪。我的病是不治之症，也没有多大治疗价值，本可
以不住院的，但是，考虑到一大帮子女，不好死在家中，还是住院的好。但住院只是减少我
的病痛，让我安静地走就可以，不要用贵重药物。”可是，谁能眼看着自己的父亲一天一天
的不治而消亡，有一天哥哥实在看不过去了，跪在父亲的床前，恳请父亲用药，父亲看哥哥
整整跪30分钟，平静地说：“我就给你们一次面子吧!”父亲又用上好药，癌细胞被暂时控制
了。但无情的癌细胞任何药物也消除不了的，它仍无情地吞食父亲的肌体。当查哈阳农场党
委副书记翟慎龙来探望时，他向场领导请求：“不要再给我用药了，药对于我已不起作用了，
把药用在其他该用药的同志身上吧!”，翟副书记说：“老场长，您不要担心药费，场里有钱。
”父亲说：“我得的是不治之症，没有治疗价值了，还有许多人需要治疗，把钱给他们用不
更好吗?”在场的人无不流下眼泪。
父亲是一位老共产党员，心里装着大多数人，很少顾及我们这个小家。无论在生产队，
还是农场，他每天都早出晚归，子女们在家里很少能见到父亲身影，晚上姐弟们睡下了，父
亲还没有回来，常常是母亲点着油灯边干着针线活边等着父亲回来，有时我们一觉醒来，见
到的还是母亲和油灯。久而久之变得和父亲陌生了，记得，我13岁那年患了阑尾炎，父亲听
到消息后，从当时的三营赶回家，带我骑自行车去团部医院就诊。路上我肚子痛得十分厉害，
就用一只手压住疼痛部位，一手扶把前行。父亲看到我痛苦的样子，关切地说：“孩子能行
吗?要坚强一些。”到了医院，医生诊断为急性阑尾炎，需要马上手术。手术时，我忍着刀口
的疼痛，一声没哭，医生和护士说：“这13岁小男孩真坚强，没哭。”我心想，我要像爸爸
一样坚强，不能让爸爸在外面为我担心。手术后，父亲又回去上班，直到我出院也没来接我。
我知道，他太忙了。
当时我家里人很多，老的老，小的小，最多时11口人。有太奶、二奶、爷爷，我们姐弟
7人。一家的吃、穿、家务活都压在母亲肩上。太奶年事已高，身体不好，吃饭要单做，父亲
上班早也得早做准备，一家人吃饭要吃上三四顿。因此，需要烧柴就同样比其他人家多，农
场分的那点柴草，根本就不够用。母亲就自己去打柴往回背，路过一条小河沟，母亲硬是自
己爬过来的。当时，就父亲的工作职务，只要说一声家里不至于没柴烧，但父亲从来不因为
柴、米、油、盐的家里事麻烦生产队。当时父亲的工资很低，维持这一大家子女的生济十分
困难，那时母亲养的鸡就是家里的小银行，油、盐和姐弟们的课本钱就从鸡蛋里出；再养几
头猪，到过年时出栏，换回年货和新衣裳。我家有个传统，衣服是大传小，长改短，缝缝补
补，翻新补旧继续穿。所以，我们姐弟7人从小就养成了吃苦耐劳的家风。从我一懂事起，放
学回来就去帮家里拾煤核，打烧柴，14岁就开始帮母亲担水了!
尽管母亲精打细算维持家里生计，但由于家里老少人口多，且又经常来客人，因此，家
中的生活经常是难以维持。为了维持生活，母亲到场里食堂上班了，年仅16岁的大姐也上班
了。从此，母亲更忙了，既要照顾家里的老少吃穿，又要按时上班。长年累月地劳累，母亲
终于在一个冬天里病倒了。多年以来，母亲从没有病倒过，就是有再大的病，也没有耽误父
亲的工作、姐弟们上学。而这次母亲真的病倒了，家里像塌了天，爷爷、奶奶、姐弟们哭成
一团。亲友来了不少，让给父亲打电报，电报发出去了，可父亲带领工人在小兴安岭采伐木
材暂时回不来。母亲只好在家里吃药维持，我们天天盼父亲回来。
快过元旦了父亲才回来，领着母亲和姐姐到哈尔滨市看病。父亲何尝不思念亲人啊!他想
到大医院快一点将母亲的病治好，因为他离不开母亲，离不开他的工作，只要母亲在，他的
后方就稳固了，他好全心全意地工作啊!
那一年春节过得特别快，母亲是春节后，3月份回家的。母亲回来了，但由于没有得到及
时的治疗落下了终生的胃病和支气管炎，经常犯病，胃药和消炎药已是母亲的主要食谱了。
多少年后，父亲谈起此事说：“愧对你们的母亲呀！”但是父亲无怨无悔，那一年父亲所带
领的采伐队超额完成了采伐任务，受到了林业局的表彰和奖励。一车车原木运回了农场堆积
如山，当时，就连我这个小孩也觉得，那木材里饱含着父亲的辛勤汗水，我们也为之自豪。
父亲自己没有多少文化，但他对有文化的人——知识青年给予了极大的关怀和信任。记
得，当年因为父亲劳动改造时吃饭时加了辣椒油，参加批判父亲的顾XX，由于他是上海知青
中的老高三，有文化，在父亲后来任三营营长期间，他不计前嫌，让这位知青做文秘工作。
不仅如此，父亲还经常到知识青年中间与他们谈心，交流，一方面是为了做思想工作，另一
方面也是向他们学习文化知识。
父亲对儿女的爱也很特别，在当时家里经济不宽裕的时候，我们这些做子女的从来没有
得到父亲的礼品，也从来未敢从父亲那里要过钱花。但父亲关爱我们，记得我上高中时，父
亲从泰来农场回来，给我带回了当时流行的一套上海出版社出版的中学生复习丛书。我高兴
极了，因为这套书是我梦寐以求的，不但价格很贵，而且还相当不好买。当时我在同学中间
出尽了风头，着实让同学们羡慕了我一回。
不仅如此，我们小的姐、弟、妹4人无论家里经济多么紧张，父亲都想办法千方百计地支
持我们学习。三姐学了医，当了一名药剂师；四妹学习经济，从事经济工作；老妹上了师范
学校，当了一名中学教师；我中专毕业后，在父亲的支持鼓励下，先后拿到了专科、本科毕
业证，并晋升为高级经济师。
回想父亲对子女的关爱，我们当时都没能感受或理解。直到父亲退休后，这种父爱我们
才体会得比较深。父亲一生没有给我们子女留下什么物质财富，但却为子女留下了宝贵的精
神财富，他教我们做人要自强、自立、自省，要有知识，要有技术。他说：“家有万贯，总
有用尽的时候，但有了知识、技术却是用不尽的，也是任何人不能夺走的。”
父亲退休了，但他仍然过着简朴的生活，过得很充实。尽管他的工资收入比他同期任职
的同志低一些，但他没有怨言，他从不居功自傲，他感到过去所做的一切，都是一个共产党
员的应尽的义务。父亲走了，他平静地走了，走得很安详。
作者：现为农垦齐齐哈尔分局办公室副主任

《北大荒史志》编者按：本文节译自《大地鲜花与歌声》一书，有一定的资料性。但由于
作者的立场和认识的局限性，文中对一些事物的描述和看法难免存有欠妥甚至错误之处，请
读者注意。本文标题及副题为译者所加。


魂断黑土地

一个日本女义务劳动队员的自述


人类是平等的。是种族歧视，民族歧视导致了战争。不要战争，绝对不要战争!那些拆
散人们家庭，用美丽词句，把纯朴的日本国民诱骗和驱赶到战场上的战争企业家和政治家们，
他们的罪行是永远不能饶恕的。
——一个日本义务劳动队员的话

祸起萧墙

昭和十六年(1941年)12月8日，突然传来日军奇袭珍珠港的消息，紧接着，日本军队同英
美两国军队作战又连战告捷。这一下，刚刚还对英国和美国心存恐惧的日本国民全部乐观起
来：“不管怎么说，日本还没有打过败仗。”天真的日本国民，对战争的前途充满幻想。不
论哪给战争前途布下巨大阴影。粮食危机成为推行战争的一个重大问题。为此，政府除加强
国民精神动员外，又提出了各种各样的粮食增产对策。于是，继向中国派出开拓团之后，又
开始筹划把未成年少女派往中国，在北满组建农场，生产粮食。

去中国种粮食。

还在昭和十八年(1943年)，旧八村一带就有13名女子应召去了中国，在现在黑龙江省拉
哈镇附近的兴亚开拓团(现黑龙江省查哈阳农场场部——译者注)，耕种着45公顷土地。政府
对这件事大肆宣传。结果是，“征集未成年少女，组成义务劳动队，在中国满洲组建兴亚报
国农场”的计划出台了。为实现这个计划，昭和十九年(1944年)，我们第一批女子队员105人，
从福井县岭南四郡应召去了中国。翌年4月，也就是日本战败前4个多月，又有来自若峡海岸
的77名少女和17名男孩子也被派往报国农场(现查哈阳农场良种场四队，旧地名鲍家窝棚、大
姑娘团。——译者注)。当时，女孩子只有16到20岁，男孩子只有十四五岁。这些少男少女，
特别是女孩子们，遭到父母和身边亲人的强烈反对。但是，稚嫩的青年人的逆叛心和好奇心，
以及出去闯一闯的欲望，使我们不再满足这个贫脊狭小的国土，从心底向往中国大陆那片新
的天地。有的孩子竟对父母说：“不让出去就自杀！”我们哪里知道，在中国，战争形势已
经向不利于日本的局面急剧转变，就在这个时候，关东军正准备调集24个师团，70万人的兵
力到中国南方，为此，把已经在中国东北的全部屯田兵送上前线，但总计才组织成8个师团。
同年5月28日，关东军为保持在中国的持久态势，秘密制定了放弃北满三分之二地区的计划，
尽管这个计划还没实施，就被苏联红军在 1945年8月的进攻下轻而易举地全面击溃，就是在
这样的情况下，我们这些被蒙在鼓里的年轻姑娘，居然还满怀希望地离开祖国和亲人，向中
国北满茫茫的大西北开去，从此拉开了人生悲剧的序幕。

兴亚报国农场

出发时，我们受到军方、政府及各个方面的热烈欢送，周围是一片赞扬声，大家又兴奋，
又难为情。我们从下关乘船，在朝鲜釜山登陆，越过鸭绿江，在四平换车，经齐齐哈尔，到
拉哈车站下车。恰逢嫩江解冻，景象非常壮观。兴亚报国农场位于拉哈以西32公里，距齐齐
哈尔约200公里，有耕地300公顷。农场周边有兴亚、兴隆、大平、东阳和新发5个开拓团，东
北不远是甘南县的平阳镇。
北满的土地黑油油的，踩上去又松又软，特别肥沃。据说，30年不施肥也能连年丰收。
不愧是大陆哇，一条垅就有2 000多米，一直延伸到远方地平线，如此广阔的土地，在日本想
都没法儿想。
乍到农场除几栋土坯房外什么也没有，别说浴室，就连厕所和够100多人吃饭的锅灶也没
有，一到农场，我们就开始砌炉灶，搭厕所，建浴室，高兴地忙来忙去。食物不足，连酱也
只有一点点，四周没有一点绿色。
农场实行军事化管理。早上四点，听到起床号，大家翻身跃起，用冰冷的水洗把脸，整
理内务，然后到农场东边的广场列队，举行早朝拜。早朝拜有九项内容：祈祷，唱国歌，奉
读诏书等。最后齐唱义务劳动队纲领，宣誓效忠天皇陛下。临睡前在宿舍里进行晚朝拜，内
容和早朝拜差不多，只是多了些修身悟德的内容。早朝拜时，太阳从广阔的地平线上冉冉升
起，我们迎着朝阳，面向远方的祖国遥拜，心中没有一点杂念，简直到了万念皆空的境地。
一日三餐都是马铃薯、高粱米、大豆和小米做的杂合饭，再浇上酱汁。有时看到红色的
米饭，还以为是小豆糯米饭，跑着跑着到近处一看，原来是高粱米。平时，米饭上总是落满
黑压压的苍蝇。开始我们觉得太不卫生，但很快就习惯了，用手轰一轰，照样吃得很香甜。
由于粮食不足，即便这样也难得一饱。早饭后，全体队员唱着歌，排成长队下地干活。一百
多名少女排成长龙，在黑油油的田野里劳动，总是吸引着当地百姓的目光，军队也常来慰问
我们。
劳动非常艰苦，每天都起早贪黑，累得精疲力尽。我们和满洲苦力一样干活，卖力地播
种，锄草。播种时，大家最感兴趣的是用中国叫“点葫芦”的农具播种，争着抢着去干。农
场有四五十匹满洲马，还有鸡和猪等。我们像喜欢宠物一样喜欢这些马。
到6月下旬，小麦抽穗了，玉米和马铃薯也长得十分茂盛。我们得空就用生硬的汉语同苦
力们交谈。农场到处洋溢着和平、欢乐的气氛。

可怕的瘟疫

天气热起来。刚到7月，传说周边农场发生了急性传染病，这使我们深感不安。大约在7
月中旬，这种不知名的疾病终于在我们的农场爆发，并迅速蔓延开来。队员们一个接一个地
倒在炕上。患者先是出现40摄氏度高热，然后继发脑症，发病时在炕上滚来滚去痛苦不堪。
因为缺医少药，综合医院(现查哈阳农场医院所在地，因医院有一个大烟筒，故查哈阳农场原
地名为大烟筒。——译者注)也住满了人，我们只好把激烈挣脱的病人绑在炕上，手忙脚乱地
照看他们。尽管如此，还是有许多人死去了。
最先死去的是队干部什绢子先生。深夜，昏暗的煤油灯下，一直昏睡的什绢子先生睁开
双眼，茫然地注视着远方。突然，她大声喊：“看!是船来了呀，是一艘白色的船！”30分钟
后，她静静地死去了。我们想，她一定是坐上那只白色的小船，回故乡日本去了。
随后，又不断有人病倒，几天内就有5人相继死去。由于传染病的猛烈袭击，离开日本时
我们下定的决心和怀抱的志向，就像多米诺骨牌一样，面临一触即溃的危险。什绢子先生一
死，队员们从精神上动摇了。
据医疗班的医生说，疾病爆发的主要原因是长期蔬菜不足和高度疲劳，降低了对疾病的
免疫力。直到今天，每当我看到鲜嫩的蔬菜，心中就浮现出满洲的情景，泪水就不知不觉地
沾湿了面颊。对因此而死去的队员们，只有在心中感到对不起他们。
在我眼前，经常浮现出五天前还卖力干活的伊藤，她急病发作，医院住满了病人，进不
去医院，她躺在宿舍的大土炕上，嘴里吮吸着接受慰问时得到的一粒奶糖。不停地喊着：
“我要回国，我要回国!妈妈，妈妈……”直到死去。伊藤内脏的血管好像都破裂了，血从鼻
子和口里喷出来。两个小时以后，医疗班的医生带着我和另一个人用酒精为伊藤净面，当擦
到脖子的时候，我不禁“啊！”地一声惊叫起来。在她散发着血腥气味的身子上，生了一层
苍蝇卵!我不停地念诵着“南无阿弥佗佛”，一边流着眼泪为她擦拭身体。那种切身感受到的
悲痛之情，是无法用语言描述的。
藤井君也是那样静静地死去了，还有那个喇叭吹得特别好的男队员小林义雄君，他喊着：
“带我去福井医院！妈妈，妈妈，再见啦！”然后做出一种吹喇叭的姿势，直到死也没再动
一下。
大野敏江君的死则像偶人一样美丽、娴静。
黄昏，天边燃着野火，也许是火葬的气味引来了野狼，远处不时传来它们凄厉的嗥叫声，
那样凄凉，那样悲伤，我们向着火光默默合掌。这些事，仿佛就发生在昨天。

收获的喜悦

满洲夏日骄阳似火。原野上开满了各种各样的花朵，宛若一个广袤无垠的大花园。这是
一年中最美好的时光。5月播下的小麦转眼就到了收获的季节。刚刚收割过的麦田里，到处堆
满了小山一样的麦垛，院子四周，苞米、马铃薯、茄子、黄瓜等等都下来了，真有俯拾即得
的感觉。我们随便摘些瓜果当零食吃，有时还把马铃薯埋在火堆里煨熟，香喷喷的格外好吃。
满洲大陆天大地大，一望无际，看起来那庄稼稀稀拉拉的，收割下来就多得不得了，到底是
大陆哇!
凶猛的瘟疫过去了，住院的队员纷纷回到农场，也因为丰收的喜悦，大家在精神上得到
极大的抚慰。为庆祝丰收，农场决定举办一场文艺演出会，队员们高兴极了，忙着搭舞台，
邀请开拓团的干部参加，大部分人回去排练节目，宿舍里一整天都是笑声。
演出开始了，什么舞蹈、独唱、短剧等都有。满洲人也悠闲自得地同我们一起观看，还
不时地举起大拇指说：“挺好，挺好！”在满洲的第一个冬天
满洲好像没有秋天。9月上旬就开始下霜，一场寒霜袭过，花园一样的大草原，一下子就
变成枯黄的荒野，直到来年4月，四周便是一片苍凉。农场挑选25名女子队员组成越冬队，留
在农场，把脱谷、放马和拆洗被褥等工作承担起来，其他队员在11月份分成两批回国越冬。
脱谷的办法很原始，把谷物铺在场院上，套上马拉着石磙子碾压，然后用木锨风选。还
有几个满洲苦力和我们一起干活儿。
场院周围的马匹不时跑来偷吃粮食，我们见了心痛得不得了，风风火火地追赶。中国苦
力却不这样，他们一直看马儿把肚子吃得滚圆，再看着它们慢慢地走开，还笑呵呵地对我们
说：“姑娘，让它们吃去吧。”在我们看来，这真是大陆式的满不在乎哇。
夜晚，场院上的粮食引来大群大群的狍子，还有野狼紧随其后。我们从未见过这样撼人
心魄的场面，不免大惊失色。
荒原上的野草是冬季惟一的燃料。对我们这些来自日本若峡海岸的女孩子来说，冬季割
草是最令人生畏的工作。我们本来就衣衫单薄，在没膝深的积雪里，顶着刺骨的北风，割那
些露出积雪的枯草，全身都冻僵了。北满的天气说变就变，刚刚还是晴好的天气，转眼就刮
起“大烟炮”，狂风卷起雪粉，铺天盖地般压过来，一时间啥都看不见了，连彼此间的呼喊
声也被吹得无影无踪，等到停止作业的命令传来，感到这时间真是太漫长了。宿舍是依照当
地居民的办法建造的，两侧是火炕，炕下面是排烟的火龙，做饭时烧一点火屋子里就暖起来，
尽管窗户上只糊了一层纸。当地居民冬季不仅烧柴草，还烧牛粪。北满的严冬实在是太难熬
了。
天气好的时候，我们就偷偷地跑到平阳镇去，随便卖掉些什么，买点零食或是自己喜欢
的东西，然后再像侦察兵一样，躬着腰，悄悄地溜回宿舍。要不，就从仓库偷拿些大豆，到
附近的中国人家里炒熟，晚上趴在被窝里偷偷地吃。那时候，年轻姑娘也一样食欲旺盛，爱
吃零食。这些近乎冒险的举动，都是我们最大的乐趣。
一次，我在镇里偶然遇到一位日语讲得非常流利的中国小伙子，他悄悄地告诉我：“日
本要被打败了。”这句话给我以猛烈一击，我不相信这是真的，但他的话好像刺穿了我的心
底，我开始惴惴不安。日本完了转眼间来到第二年4月，天气略微转暖，又有77名若峡女子和
17名男孩子来到农场。
一天，我们来到靠近内蒙边界的一个小镇买马铃薯种，这一带苏联红军和八路军的影响
极强，付款的时候听到这样一句话：“不要日本钱。”意思是说，日本就要被打败了，日本
钱和满洲钱一样，都要像废纸一样没有用了。这样的话当地农民居然堂而皇之地说了出来，
令我们大惊失色。不管我们怎样大声争辩，他们也不理睬，我们只好沮丧地离开了。
对于我们这些热血青年来说，尽管农民的话给我们很大的冲击，但在我们脑子里“日本
必胜”的想法还没有动摇。
来到7月，尽管是大忙季节，农场总是笼罩一种不安的气氛。有军籍的干部先后奉命去前
线了。7月24日，军队突然派来军人，帮助我们搞军事训练。训练间隙，还组织我们在农场四
周挖战壕。以往和平欢乐的气氛一扫而光，空气紧张得令人窒息。生产作业几乎完全停止了，
杂草以惊人的速度狂长，连庄稼都看不见了，队员们的心更加不安了。一天，三名从齐齐哈
尔回来的队员说，到内地已经不通船了，听到这个消息，我们预感到有什么不祥的事情发生
了。
8月10日，果真传来同苏联开战的消息，紧接着，又有“激战在满洲开始了”，“新京
(长春)有敌机空袭了”这类消息不断传到农场。8月14日，除渡边先生外，男干部上阪和柴田
也奉命去前线了。直到这时我们还不知道是怎么回事，但在异国他乡，我们的灭顶之灾还是
降临了。一天，奉命去前线的上阪和柴田突然回到农场，队员们见了“呼啦”一下把他们围
在院子里，七嘴八舌地问：“先生，到底怎么样了?”
“日本完了。”面对满脸疑惑和不安的队员们，他俩只说了这样一句话，就匆匆忙忙地
进了队部。院子里是死一般的沉寂。
不一会，渡边先生命令全队集合，他神情沮丧地向大家宣布：“我国已经向敌国无条件
投降……”
全身的血液好像凝固了，我们差点瘫倒在地上。不用谁带头，全体队员“哇……”地一
声大哭起来。大家抱头痛哭，乱成一团。回想起来，直到现在我们还坚信这场苦战必将胜利，
这是多么混账呀。这些天来，军部不断传来“战胜！”、“战胜！”的鬼话，想起这些更加
令人气愤，哭哇，哭哇，一直不停地哭。
正当我们惶惑不安的时候，前方又传来消息，军队知道自己要战败的时候，预告就收买
了民用铁路的车辆，带上家属南下，到安全的地方避难去了。我们简直气炸了肺。
我们终于明白，我们像包袱一样被抛弃在国外了。从此，我们将面临孤立无援，客死他
乡的命运。这个一度给我们带来欢乐与和平的农场，转眼变成一座死寂的孤岛。

集体自杀之争

这些日子里，农场平静得出奇，好像什么事情也没发生。马儿在田野里啃青草，鸡在院
子里自由自在地觅食，但我们的心中却异常不安。自从日本战败以后，农场同外界断绝了一
切联系，从前常来慰问和光顾农场的日本军人和警察们，如今逃得无影无踪。农场仅有 20支
步枪和几支手枪，大家轮流警戒，高度紧张。险恶难测的空气笼罩着我们。
寒霜遍野，又到深秋。为准备过冬的燃料，我们抽空就忙着割草。这些天来，四周总是
起火，农场附近的草场一片接一片地被烧掉，队员们没日没夜地灭火也无济于事。干部们猜
测这是土匪干的，是他们在向我们进攻之前采取的断绝燃料的战术。谁都知道，在严冬面前
烧柴有多么重要。
一大群孤立无援的外邦少女，又是在这样的形势下，实在是太危险了。队员们高度紧张
的精神终于崩溃了，天天嚷着要逃走。农场里很快形成两种意见，一种是以渡边先生为首的
男队员，他们主张凭借手中的武器坚守农场，等待时机。女队员们只想逃到开拓团去。兴亚
开拓团有个青年学校，正在这个时候，他们派人来了，说校长特别关心女队员的情况，要我
们立即全体开到学校去。农场只好做出决定，人员分成两部分，男队员留在农场，女队员组
成避难组，由干部护送，立即出发到青年学校。
到达青年学校已经是午夜时分了，队员们住进学校的教室里，躺在冰冷狭窄的课桌上，
枕着自己的小包袱，尽管心情十分紧张，由于高度疲劳，还是很快就睡着了。我们哪里知道，
在学校校部，一场决定我们的是生是死的争论正在激烈进行。
青年学校的校长是个武士出身的京都人，平日里，常常炫耀自己的出身，并引以为荣。
他主张，既然打了败仗，就不要再活下去。我们来到学校以后，他立即宣布：“作为战败的
日本国民，有何面目继续活下去，现在集体自杀!”在他的鼓动下，青年学校的学生都同意
自杀。校长命令我们来到这里的目的，就是要我们这些姑娘们陪着他的学员一起去死。在我
们到来之前，他已经下令把毒药拌进酱汁。
护送我们去学校的农场干部坚决反对这样做。他们主张，到了万不得已再死也不迟。同
时，我们农场的上阪和山口等干部纷纷去劝说那些决意自杀的学生们。在他们的劝说下，一
些人回心转意了，生存下去等待时机的意见很快占了上风。校长勃然大怒，他声色俱厉地宣
布：“那些心地肮脏，打败了战争还想厚着脸皮活下去的人，马上离开学校！”于是渡边先
生等人立即返回教室，把我们从梦中叫醒，带着我们慌忙逃回农场。就这样，我们逃过了那
桶索命的酱汁。
一旦到了生死关头，那些决意自杀的青年学生也在朋友的劝说下动摇了。最后，只有校
长一个人决定自杀，他给一家人穿上白色的衣服，亲自开枪把妻子、妹妹和两个孩子打死，
然后，用手枪凛然结束了自己的生命。

被苏军解除武装

回到农场就只有走坚守这条路了。开始，我们制定了一有情况以火光为号集体逃走的方
案，经过再三研究认为，这样一大群日本男女，在异国他乡能逃到哪里去?又怎么生存?最后
决定，靠我们手中的武器和仓里的粮食死守农场。我们组成警备队，不分男女枪不离手，尽
夜站岗。
一天，我们正在使唤的三名苦力，赶着九匹马拉着的三挂大车，去满洲开拓事务所领取
给养，从此一去不返，他们逃走了，我们简直气破肚皮。周围村民也变了个样子，特别是往
日一见到我们就笑眯眯的那些人，再见到我们不是骂就是扔石头。
据说苏联军队马上就要开过来了，又传说苏联军队特别坏，抢东西袭击妇女，我们害怕
极了，整天提心吊胆的。大约在9月，苏联军队果然来了，他们全副武装开进农场，把我们集
合起来，押到广场上，缴了我们的枪，把武器弹药装上卡车，然后竟安然离去，我们意外地
松了一口气。土匪来了
被苏军缴械之后，什么公安队、警备队等形形色色的武装分子，都以受降为名到农场要
枪要财物，怎么解释也没用。没几天，能拿走的东西就都被拿走了，现在我们是手无寸铁了。
为防止夜晚遭土匪突然袭击，只好准备一大堆松明子。
9月17日深夜，哨兵发现农场周围闪动着几十条黑影，土匪终于上门了。由于步哨发现及
时，全场不论男女，挥动着松明火把，大声呐喊，终于把他们吓跑了。
可是，第二天夜里，由于哨兵一时大意，土匪直接闯进宿舍里，当我们从梦中惊醒时，
屋里是一片打斗和怒骂声。这一夜，农场所有值点钱的东西，包括个人物品几乎被抢掠一空。
女队员大江智惠子也被打死了。被抢了东西，又死了人，我们聚在一起商量对策，整整一天
也没拿出办法。大家正在为难，当天午夜，四周又响起马蹄声，一批一百几十人的马匪又上
门了。这一夜我们有所准备，扔石头，拿起叉子锄头和他们拼命。由于马匪太多，混战中，
马匪冲进农场，渡边先生被重重刺了一枪，紧接着又是一顿乱打乱刺。我们无法再抵抗了，
渡边先生躺在地上，面色苍白，大量出血。
马匪又把山田先生反剪双手吊在房梁上，用火烤她的脸，用长矛刺她，逼我们交出粮食。
没办法，队员小林打开了仓库，马匪把仅有的一点粮食拿走，潮水般撤走了。
第二天一早，渡边先生就死去了，临死前，他大声喊着：“我不能死啊!回国前我不能死!”
没有粮食，什么都没有了。农场再也呆不下去了，按渡边先生生前的安排，9月20日黄昏
时分，我们用大车拉着渡边先生的尸体，全体弃场出逃，准备到东阳开拓团躲避一段时间，
到东阳开拓团时，已经是晚上8点多钟了。这里的人都来自九州熊本县，和我们差不多是同乡，
他们的境况也不妙，缺少粮食，和外界断绝联系。开拓团的青壮年在战败前都上前线了，只
剩些老人、妇女和孩子。尽管这样，他们还是热情地接待了我们，感动得我们热泪盈眶。我
们在这里埋葬了渡边先生。
东阳开拓团是八路军的防区，因此社会治安还好，没有土匪和其它武装分子的侵扰。只
是每天有五六个八路军押着我们“强制劳动”。为八路军担水、养马和修筑嫩江大桥工事等。
过去一直是我们强制中国人干活，现在却被中国人强制劳动了，真没办法。不久，共产党和
国民党的军队在平阳一带开战，谁也顾不上我们了，机关枪经常扫射过来，不断有人被流弹
打死，我们只好准备一些石头、砖块自卫。一些男队员试着用步枪子弹的火药做炸弹，用汽
油做火焰喷射器，都没有成功。
不久，土匪又来袭击。10月13日，一伙二三百人的土匪又包围了开拓团，我们拼命抵抗，
最后，把仅有的一颗手榴弹扔了出去，土匪终于退去了。为及时发现土匪，开拓团搭了一个
忙望台，只要哨兵大喊一声：“有情况!”我们就像老鼠一样，用锅底灰把脸抹黑，爬出围墙
四散奔逃，往附近的高粱地和玉米地里乱钻。一旦跑出去就和家里断绝了联系，有时一连好
几天不敢回去。饿急了，就在田野里寻找剩在地里的萝卜，嚼高梁穗。
天一天比一天冷，不但没有棉衣，连一床棉被也没剩下，晚上，大家挤作一团，像猪一
样钻进稻草堆里睡觉。
……这么多日本女孩子在一起，目标实在是太大了，于是，开拓团又一次决定把我们分
散开来。我们这一伙被分散到兴亚开拓团，总算被接收了，这里的情况更糟，当晚，我们正
在大口大口地吃着猪食一样的晚饭，四周马蹄声骤起，土匪又来了，我们连滚带爬地逃出院
墙，慌不择路，往满洲人的院子里乱窜。我逃到一家满洲人的院子里，子弹在空中乱飞，过
了一会儿，土匪开始挨家挨户搜查。使我大吃一惊的是，这一家人竟把我藏了起来，把土匪
打发走了。我又惶惑，又感动，凭着天神起誓，他们完全有理由把我交出去，这种令人难以
置信的宽厚与仁慈，令我至今无法忘怀。我回来时，17岁的澄子又倒在血泊之中。

逃往齐齐哈尔

总算熬过这个冬天，到第二年4月，北满的春天到了。今年不用种地了。我们萌生了南逃
的念头。大家都想，哪怕逃到稍微暖和一点的地方也是好的，起码也要逃到齐齐哈尔去。
我们所在的开拓团也开始酝酿大举南逃的计划。但是，这么多人一起出逃非同小可，病
人，老人，还有孩子怎么办，到齐齐哈尔有200多公里的路程，一路上兵慌马乱，我们如何应
付得了土匪和各种说不清的武装分子的劫掠。为此，团长和干部们伤透了脑筋。
据说，新发团在3月份组织南逃时，由于疾病和土匪的围追堵截，一路上人死了一大半。
团长决定，用抽签的办法分成小组，分散南逃。
5月13日，我们悄悄地出发了，老人和孩子坐上大车，其它人也陆陆续续上路了。为确保
安全，开拓团事先派人探路侦察。一路上，我们有时混进乞丐帮里，有时混进逃荒的人流里，
加快速度往齐齐哈尔方向逃命。还算顺利，17日，我们这一伙就到达齐齐哈尔。齐齐哈尔有
个日本人会，在他们的关照下，我们住进了免费的收容所。现在，我们总算来到一个能安全
容身的地方。此后，各小组也纷纷到达。齐齐哈尔的治安状况很好。战后，齐齐哈尔地区改
称嫩江省。为了生存，经日本人会和别人介绍，我们到各处打工，有的在工厂卷烟，有的在
一些人家里洗洗涮涮，有的在中国餐馆帮忙，总之什么都干。中国人对我们很好，吃得也好，
又没有土匪的袭击骚扰，总算是过上了太平日子。
到6月份，我才有了件单衣，把穿了一冬的破烂棉衣换了下来。为找到其他队员的下落，
我们一得空儿就聚在一起，四处打听。
一个、两个，队员们不断汇集到一起，大家见面总是高兴得哭起来。闲着的时候，我们
就凑到一块儿谈论这段时间的境遇，大家都为能平安活到现在而互相庆幸。对于我们这些死
里逃生的人，能像今年这样在一起休息谈笑，简直是天大的幸福。
日子一天天过去，这段时间里，可能会把我们遣送到长春和沈阳的议论多了起来。许还
能回国?一点微弱的希望之光开始在胸中萦绕。

回 国

语言不通，但人心是相通的。在雇用我们的人家里，尽管活儿很累，但感情能够突破语
言的障碍，并能跨跃国与国的界限，把我们的心连在一起。这段时间里，很多队员都感受到
了这种温暖。
在雇用我的那一家里，我为夫人缝制了一件连衣裙，还为她先生缝制了一件长袖衬衫，
这家人别提多高兴了，吃饭的时候，夫妻俩不停地用汉语说：“多吃点，多吃点。”
夫人怀着孩子，预产期是8月15日，不巧，遣返我们回日本的通知来了，我用生硬的汉语
夹杂着日语向他们表示歉意，夫人却说，生孩子随便找个人照看就行了，能回国到你父母身
边这多叫人高兴啊。然后，夫人亲自动手给我做了一双鞋子，让我穿上回国。离开他家回国
那天，因为天热，他们还特意为我准备了不易变坏的，够我吃三天的食物。全家连孩子都来
送我，挥手同我依依惜别。
8月29日，我们终于乘上了遣返日本人的货物列车，从齐齐哈尔出发。尽管列车上拥挤不
堪，但回国的喜悦压倒了一切。
松花江大桥被炸了，中国国共两党的军队在松花江两岸对峙。我们被用登陆艇送到南岸
，在这边，又受到国民党军队的严格检查，接着又露营一夜。第二天，又被装上敞篷货物列
车，一路经长春、沈阳南下，途经各站时，有时停三五十分钟，有时一停就是一天。到达葫
芦岛用了整整一个月的时间。
从葫芦岛出发到日本博多，已经是昭和二十一年(1946年)12月了。从船上，我们终于看
到了绿色的群山和山脚下静静冒烟的烟囱。日夜怀念，魂牵梦绕的祖国终于在面前了。
我们回来了，但有些人却永远留在中国东北那块荒原上。后来得知，还有一些幸存者留
在中国，他们有的同中国人结了婚，生了孩子，有的男队员还在中国土改后当了干部，有的
甚至参加了中国人民解放军。再后来，又有些人陆续回到日本。
为使这一历史悲剧不再上演，我再一次祈祷：为消除战争，为世界和平。
作者今井百合子生于大正九年(日历)，本籍日本国福井县三方郡。昭和十九年(1944年)
4月末来中国东北伪满洲义务勤劳奉仕队(即查哈阳农场金星分场四队，通常人们称之为“大
姑娘屯”)为女子青年队员指导，1946年归国。
此书《大地鲜花与歌声》著于昭和五十四年(1979年)，1985年6月作者赠于嫩江局史志办
公室存留；1997年总局纪检委董兴业节译，并立题为《魂断黑土地》，原载于《北大荒史志》
(1999年)第1．2期合刊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