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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节 编辑业务

第二节 编辑业务


从现代出版业产生到1946年前,黑龙江的编辑工作一直是仅对原著作稿进行后期整理加
工,主要是编定顺序,决定书皮样式,确定书籍开本大小和装订办法等,印刷图书所使用的
字体、字号基本上由印书局(印刷局)根据自有印刷条件和能力确定,编辑者一般不做统一
要求。1946年到1949年解放战争时期,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东北书店、光华书店等出版机构和
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初期成立的黑龙江通俗出版社,编辑工作基本上沿续了1946年以前的做
法,但开始根据党的中心工作和党的方针、政策、路线,向作者(编著书稿的个人和机关、
团体)约稿,同时也加强和密切了编辑工作与印刷、发行工作的有机联系,开始调查读者对
图书内容的反映,初步形成了当代图书编辑工作流程的雏型。编辑工作完整、系统的工艺流
程,是从1954年9月黑龙江人民出版社成立后逐步完善起来的。
自1954年到1985年,经过30余年编辑工作实践,黑龙江省图书编辑工作已经形成一套完
整的工作流程,这一流程包括规划设计、计划实施和编后反馈三个阶段。规划设计阶段主要
包括选题调查研究、选题计划编制工作,计划实施阶段主要包括组稿、审稿、编辑加工、装
帧设计、校对工作,编后反馈主要包括图书宣传评介和读者信息反馈工作。在这些工作实践
中,逐步形成三级审稿、四结合审阅等编辑工作制度。
一、选题调查研究
选题调查研究即掌握信息,酝酿选题计划的过程。30年来,选题调查研究一直是根据各
出版社的出版方针、任务,根据中国共产党的中心工作和有关方针政策来展开的。
黑龙江人民出版社1954年9月建社即建立了选题调查研究制度,但只限于了解读者需要图
书的大概情况,调查的人数、次数都比较少。1958年到1960年期间,编辑人数增多并大力提
倡搞调查研究,但由于“大跃进”浮夸风的影响,编辑人员的选题调查也停留在表面。1961
年后经两年整顿,选题调查工作才逐步走上从实际出发的正确道路,方式、方法也逐步灵活
多样,成为编制选题计划不可缺少的重要依据。调查研究的内容除了解读者需要和联系作者
外,还包括社会文化调查和各种专题调查,如工农财编辑室关于编辑出版发行《农家历》的
专题调查、文艺编辑室(北方文艺出版社)关于改进演唱材料编辑出版发行的专题调查、美
术编辑室(黑龙江美术出版社)关于年画出版发行的专题调查等。为改进选题调查工作,黑
龙江人民出版社提出五条要求,即“多方了解情况,不断综合研究”,“方式、方法多样化
”,“加强计划性,克服盲目性”,“改进调查研究工作作风”,“加强组织领导”。这一
时期的选题调查,一般以编辑室为单位进行,但也组织全社性的工作组。在方法上采取“组
、审、编、联、研”合一,每个编辑室和每个编辑人员既做组稿、审稿、编稿、联系作者工
作,又做调查研究工作。
1966年到1976年“文化大革命”期间,图书选题调查研究工作基本停顿。
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后,特别是1983年以后,随着全国出版事业的迅猛发展,黑龙江图
书出版机构增加,书刊出版数量激增,读者对图书选择性增强,图书市场竞争激烈,调查研
究掌握信息已经成为编辑工作的重要前提和基本工作之一。这一时期,出版调查研究的基本
特点是信息化、系统化和制度化,其深度和广度,以及在实际制订选题和编辑出书中发挥的
制约作用,都是前所未有的。黑龙江人民出版社继续“文化大革命”前调查研究的传统并进
一步充实、完善,形成一套严密的选题调查研究制度。仅1984年就有109人进行了282次社会
文化调查和选题调查,研究课题共33个,提出新选题设想和长远规划设想各一份。
1982年以后陆续重建、新建的出版社,从一开始就把编辑工作的基础,建立在读者需求
、市场状况的调查研究上。北方文艺出版社注重掌握写和读两个方面的信息,使选题调查研
究有力地推动了整个出版活动。这个社通过调查列入选题计划出版的文学传记《宋氏家族第
一人》,在国内外引起了很大反响,被列为全国十大畅销书之一。黑龙江科学技术出版社根
据科学技术书籍高精尖品种多,内容更新快的特点,专门成立了信息室负责进行调查研究,
并在全省各地建立6个信息站,大大加强了与大专院校、科研单位的联系,形成了信息网络。
二、选题计划编制
1946年以前,黑龙江出版图书呈自流状态,一般没有周密的选题计划,通常是根据来稿
安排编辑出版。
解放战争时期的东北书店、光华书店和建国初期的黑龙江通俗出版社,根据当时党的中
心工作和约稿、来稿情况,制订有年度或季度的出书(出版)计划。出书计划是依据读者、
作者、市场及本社出书范围、编辑能力编制的,但列入计划的题目一般都已有成型书稿,有
很强的针对性,基本都能得以出版。这种出书计划与后来的选题计划不尽相同。
1954年9月到1985年的31年间,黑龙江的出版社经过长期实践,制订选题计划已成为出版
社根本性工作之一,选题计划从制订到实施,在很大程度上制约着整个出版工作。选题计划
工作逐步成型和完善,大体经历五个阶段:
(1)1954年9月到1957年,黑龙江人民出版社除每年制订有年度选题计划外,每月还制
订有月份工作计划。年度选题计划和月份工作计划报请中共黑龙江省委宣传部审查批准,年
度选题计划也同时报文化部出版事业管理局备案,并抄送通俗读物出版社协调。(2)1958年
至1966年,由于教科书出版下放给黑龙江人民出版社租型造货,再版图书增多和启用黑龙江
美术出版社、北方文艺出版社两个副牌,所以年度选题计划改称为年度选题、再版、租型造
货书籍计划,并开始用黑龙江人民出版社、黑龙江美术出版社、北方文艺出版社三个出版社
的名义编制年度计划和月份工作计划。年度选题、再版、租型造货书籍计划和月份工作计划
报请中共黑龙江省委宣传部审查批准,抄报黑龙江省文化局,年度计划并同时报文化部出版
局备案。(3)1967年至1974年,选题计划实际上被废弃,既无年度计划也无月份计划,仅在
黑龙江人民出版社恢复后的1970年8月制订过一个《1970年下半年政治工作要点》。(4)19
75年至1979年,选题计划工作得到恢复。在制订选题计划时,出书品种结构初步得到调整,
政治理论读物由占年度选题计划种数的38%,下降到1978年的17%;文化教育、文学艺术、科
学技术类图书由占年度选题计划种数的35%,1978年上升为49%;经济类图书由1975年的零,
1978年增加到12种,占年度选题计划种数的6.1%。这一时期的年度选题计划,上报国家出版
局和中共黑龙江省委宣传部。(5)1980年至1985年,黑龙江省图书出版选题计划工作进入正
规化阶段。这一时期,租型造货图书统一由黑龙江省出版总社编制计划,安排印制,直接交
黑龙江省新华书店发行。黑龙江人民出版社每年制订有年度选题计划,每月有月份发稿(出
书)计划。同时,每半年还要对年度选题计划做一次全面调整,所以各编辑室每年下半年执
行的是选题调整计划。其他9家出版社根据各自的出书范围,均制订有年度选题计划。各出版
社选题计划报黑龙江省出版总社审核、汇总后,统一上报国家出版局备查,并抄送中共黑龙
江省委宣传部。各出版社年度选题计划是根据“为人民服务,为社会主义服务”、“立足本
地,面向全国,走向世界”方针和自己的具体方针、任务制订的,总的原则是社会效果和经
济效益的统一。这一时期黑龙江各出版社年度选题计划的特点是:适应图书市场的变化,依
据读者的实际需要,注重信息反馈随时进行调整,有较大的灵活性和自主权,一般都经过可
行性论证,主线清晰,重点突出,特色鲜明,结构比较合理。
三、组稿
黑龙江图书出版编辑工作中,从解放战争时期的东北书店起就开展了组稿工作。当时的
组稿对象主要有聚集到黑龙江的全国其他解放区的宣传、文化、教育工作者;《东北日报》
社的负责人;东北民主联军(东北人民解放军)的政治、宣传工作领导干部;聚集在黑龙江
的文学、戏剧、音乐、美术、翻译、理论、新闻界知名人士;中共中央东北局领导下的党政
机关,如中共中央东北局宣传部、东北人民政府教育部、东北人民政府卫生部、《东北画报
》社、东北民主青年联合会、东北文工一团、东北文工二团等。组稿根据东北书店编辑部出
书意见,用口头或书面进行。主持组稿工作的,是东北书店总店总经理李文和编辑部主任李
一黎。建国初期黑龙江通俗出版社沿用这种办法,组稿对象主要是原中共黑龙江省委宣传部
的干部、原《黑龙江日报》社的编辑、记者和《黑龙江日报》社部分通讯员。
1954年黑龙江人民出版社建立后,开始根据选题计划的指导思想,系统地组织、推动作
者的著述活动,使作者的精神产品与社会需要协调一致。从建社至1956年期间,黑龙江人民
出版社的书稿来源,少量是自发来稿,大量的主要的是根据选题计划的指导思想,向省内党
政机关、学校、团体及社会知名人士约稿。这一时期向中共黑龙江省委宣传部干部、《黑龙
江日报》社编辑记者约稿较多。1957年至1960年期间黑龙江人民出版社的组稿工作出现“撒
大网”现象。特别是“大跃进”期间,几句顺口溜,放“卫星”的“豪言壮语”都统统搜集
起来,致使质量低劣无法处理的稿件急剧增加,给编辑工作造成很大压力。1960年书籍质量
检查、压缩出书种数以后,基本纠正组稿“撒大网”现象,但由于一些编辑人员怕退稿影响
与作者的关系,不敢积极开展组稿工作,又出现稿源不足问题。针对这种情况,1961年提出
“广泛联系,重点组稿”的组稿方针,在广泛联系作者中发现、培养重点作者,请重点作者
提供优秀书稿。要求组稿工作多方摸底,抓准、抓狠;又要主动、迅速,不误时机。1961年
至1966年和1975年至1979年期间的组稿工作,基本遵循这一方针开展,组稿对象主要有中共
黑龙江省委党校、黑龙江省社会科学院、黑龙江省教育局、中国作家协会黑龙江分会、中国
美术家协会黑龙江分会和大专院校等单位。1980年以后,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黑龙江各
出版社普遍引入了竞争机制和商品经济观点,组稿工作已经成为各家出版社编辑工作的重点
。组稿工作的指导思想是“快抓稿,抓好稿,抓重点稿,抓丛书”,组稿工作的范围和对象
扩展到全国各地各级机关、研究部门、团体、学校。编辑人员根据选题构想有计划地选择重
点作者,组稿成功率大大提高,并拓宽了选题领域。如《彭大将军》、《我的生活》、《宋
氏家族第一人》及《俄苏文学家传记丛书》、《西葡文学丛书》、《小学生文库》、历史专
著、地方史志、各类辞书、工具书等一批价值较高,“社会效益、经济效益”(简称“两个
效益”)较好的书稿,均是通过事先组稿进入出版程序的。但是,这一时期的组稿工作也有
某种程度的偏差,如个别出版社、部分编辑人员对预测发行量大、出版后经济效益大的书稿
关注较多,有单纯追求经济指标忽视社会效果的倾向;组稿对象多集中于名家或知名度大的
著书单位,忽视省内作者、著书单位,忽视从投稿中发现和培养优秀作者等问题。
四、审稿
1952年10月国家出版总署公布《关于国营出版社编辑机构及其工作制度的规定》,其中
明确规定,“每一书稿从采用到印制成书,应经下列基本程序:一切采用的书稿应实行编辑
初审、编辑主任复审、总编辑终审和社长批准的编审制度。特别重要的书稿须经专家审查和
编委会讨论,并经上级领导机关批准。”“文化大革命”前,黑龙江人民出版社(含黑龙江
美术出版社、北方文艺出版社)的审稿工作,基本上遵循了三级审稿制度,并在实施过程中
确定了重要书稿请示报告制度和四结合审稿制度。对政治性、思想性很强的书稿,宣传党的
现行方针、政策的书稿,在学术上有争论尚未统一认识的书稿,采取多人审、集体审的办法
,并比较广泛地利用社外专门人员审稿。
三级审稿制是图书出版工作一项重要的制度,其内容即责任编辑初审,编辑主任复审,
总编辑终审和社长批准,其基础是责任编辑负责任。三级审稿的重点是审查书稿的政治质量
、政策思想性、科学性、艺术性等共性问题,以及书稿是否符合出版目的、读者需求和各种
技术性问题。三级审稿中,责任编辑初审的重点是:审查书稿的内容、主题、结构、逻辑性
和语法修辞、标点符号、错字漏字,及用字、用语是否规范统一,核对引言、年代、公式、
外文术语和人名、地名等资料,并写出审读报告。编辑室主任复审重点是全面审读书稿,审
核初审意见,帮助责任编辑解决疑难问题,提出复审意见。总编辑终审的重点是审查书稿的
政治质量、政策思想水平和科学性、艺术性,审核初审、复审的意见,做出取舍决定,对经
审阅决定采用的书稿签字发排。
四结合审稿制度是在执行三级审稿制过程中逐步形成的一套审稿制度,是对三级审稿制
的必要补充。四结合审稿的内容是:(1)三级审稿制度与集体审稿相结合。一般书稿经过三
级审稿后即可发排,重要书稿可采取集体审稿的方法,即三五人或编辑室集体审阅,提出初
审或复审意见后交总编辑决审。(2)三级审稿制度与征求读者意见相结合。有些书稿完全依
靠三级审稿是不够的,在条件可能的情况下,要把书稿送到读者中征求意见,并把征求读者
意见列为三级审稿的补充,看作像复审决审一样重要,并在农村、工厂建立各类读者基点。
(3)三级审稿制度与特约专家审稿相结合。有些专业书稿(主要是科学技术方面的书稿),
编辑人员不懂或不甚懂,要在三级审稿过程中送专家外审。(4)三级审稿制度与送审相结合
。配合政治运动的重要书稿及政策性、理论性、学术性很强的书稿,除三级审稿外,还要向
中共黑龙江省委宣传部请示报告并请有关部门审查。重要书稿请示报告制度,也是根据1952
年国家出版总署有关出版社审稿的规定,逐步建立和完善起来的重要审稿制度。出版社凡是
配合政治运动的组稿活动,要事先向中共黑龙江省委请示汇报,其他大规模的书稿,也要向
省出版局(省出版总社),进行汇报。特别是对配合政治运动的重要书稿或政策性、理论性
、学术性很强的书稿,要求三审完成之后,送中共黑龙江省委宣传部审查批准,才能正式下
稿发排。
1979年前,黑龙江人民出版社正常出版活动的审稿工作,基本上一直实行上述制度。19
80年4月,中共中央宣传部转发国家出版事业管理局制订的《出版社工作暂行条例》,对审稿
工作做了改进和修定:“三级审稿制度,由编辑(或助理编辑)初审,编辑室主任和总编辑
复审和终审。不同的书稿,可采取不同的审读方法。某些重要的书稿可以由较多的人审读、
讨论决定。某些书稿,则可以按照具体情况省去一些工序。各级审查都应用书面意见。”自
此,黑龙江各出版社,都实行了新的三级审稿制度,普遍确定了审稿的质量要求。这一时期
,审稿的重点,主要有两方面,一是书稿的政治内容,即是否符合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
思想的基本原理,是否符合党的路线、方针、政策,是否符合社会主义“四个现代化”建设
的需要,是否符合共产主义思想教育的要求和有没有泄露国家机密或涉外关系方面的问题,
有没有违反民族宗教政策,有无违背国家有关图书出版的规定等;二是书稿的学术、艺术质
量,即书稿的科学价值、实用价值或艺术价值。对书稿总的要求是要有新内容、新见解、新
特点、新写法,或是与已经出版过的同类图书相比有新观点、新发展、新突破。
五、编辑加工
审稿中对稿件的评价和意见,是通过编辑加工来体现、落实的。编辑加工所遵循的原则
是:可改可不改的,尽量不改;篇、章、节、目的设置、结构及牵涉整个布局的改动,一般
由作者进行;属于技术性、常识性、标点符号方面的问题要完全改好。内容上的编辑加工主
要有:凡涉及政治思想、方针政策等方面的问题,考虑提法是否准确,是否合时宜;凡涉及
真人真事的问题,考虑情节是否属实,人物评价是否准确;凡科学性、知识性较强的文章、
书稿,考虑论点、论据是否有误,一般叙述是否合乎逻辑;考虑全书谋篇布局和书稿结构,
删除繁琐累赘与主题无关的段落、文字。表达方式上的编辑加工主要有:修改不通顺语句(
语病和不完整句式);改正错别字和不规范的简化字,纠正语法修辞和标点符号的错误;修
饰润色,使文字表述更准确、更优美并推敲书名和篇、章、节的题目。技术上的编辑加工主
要有:核对书稿中的引文,检查有无歪曲原意或断章取义现象,检查所用原著的版本是否恰
当;检查书稿中所用的成语、典故、术语和人名、地名、年代是否准确和是否前后一致;检
查表示量值的数字写法是否标准、统一,计量单位是否标准,核算数字是否准确;检查书稿
中的注释是否准确,改正注后不注前、重注现象和用页下注、篇末注、书后注等注法不统一
现象;检查书稿中所使用的简称是否规范,插图、照片的文字说明是否合乎要求;复核书稿
中的中、外文对照;核对目录与正文标题是否一致;检查开本是否合适;检查扉页、目录、
前言(后记)、正文、图表、照片、文尾是否齐备并统编页码;注意和复查封面、扉页、版
权页、目录、正文、书脊等6处地方的书名、篇名、作者名的统一一致。书稿加工后还最少通
读一篇,在通读时做进一步的编辑加工并写出送审报告。编辑加工后的书稿发稿时,最基本
的要求是齐(正文、辅文齐全)、清(稿面清楚)、定(内容、语言文字、标点等都必须确
定下来,不能留任何悬而未决、待查待改的疑点),把一切问题都解决在编辑加工阶段。
黑龙江图书编辑加工自1946年东北书店时起,基本上一直按上述规范进行。但1958年前
后的“大跃进”时期,编辑加工或流于形式,或根本被废弃,严重影响了出书的质量。1980
年后,由于出书种数增多、图书市场变化快,出书周期压缩,一些出版社出现了编辑加工不
细、仓促发稿现象,和在校样时大删大改,移行倒版、大量重排的情况,造成一些图书编辑
质量明显下降。1980年至1985年,在编辑加工质量方面,图书好于期刊,政治理论、文艺理
论、工具书、科学技术、教育、少儿类图书好于流行小说和通俗类图书。
六、装帧设计
(一)版本设计
自现代出版业产生至1946年,黑龙江出版的图书除早期的经史典籍为25开线装本外,一
般都是25开平装本,只有个别的辞书是精装本。
解放战争时期黑龙江出版的图书,基本上是25开平装本和装帧简单的36开本、48开本小
册子,只有1948年东北书店出版的《毛泽东选集》是大32开的布面精装本(另有10部羊皮面
特制精装本)。
建国初期的黑龙江通俗出版社出版的图书,都是64开本的小册子。
1954年9月至1985年的30多年间,黑龙江各出版社出版的图书,通常使用最广的是32开平
装本。“文化大革命”前,经常使用787×1092毫米纸裁切的小32开平装本,“文化大革命”
后,最常用的是850×1168毫米纸裁切的大32开平装本和平装压膜本。此外,16开精装本、6
4开平装本也比较常用。各出版社在版本设计中大体有这样几种情况:严肃、庄重、具有长期
使用价值的经典著作、理论书籍、学术著作、辞书、工具书等,一般用16开或32开精装本,
正文用纸和装帧材料也比较好,有的还加护封、书套等;一般政治学习材料、文学艺术类图
书、文化教育类图书、通俗的科学技术图书等,多为32开平装本或平装压膜本;少年儿童读
物、小字典、手册、歌曲集等图书及连环画、美术作品等,开本比较灵活,多种多样。
(二)版式设计
黑龙江现代出版业产生后的石印、铅印直排书和少数刻版线装的经史典籍,版心都是“
天头”大于“地脚”,以备读者做“眉批”之用。从50年代改为横排后,版心略为中心偏上
,外白边大于订口处的里白边,使一本书打开后两面的版心靠近,上下和两面间翻口的白边
都较宽,不仅紧凑也加强了一本书的整体感。版心的大小是根据书籍的具体情况决定的,32
开本的书籍,版心宽度一般在80—100毫米左右;16开本的书籍,版心宽度一般在120—140毫
米左右;具体宽度是根据装订方式、书的厚度和书籍的性质决定的。行距的宽窄根据书籍的
不同情况也稍有区别。
建国以后黑龙江铅印、胶印出版的中文图书,常用的字体有宋体、仿宋体、楷体和黑体
4类。一般情况下,16开本的书籍正文用5号宋体或4号宋体;32开本的书籍正文用5号宋体或
小5号宋体。而仿宋体则一般用来排引文、注释或诗歌、散文的正文。楷体通常只用于儿童读
物和低年级教科书或低幼的启蒙读物,黑体字主要是用来排标题,偶而也用于正文中的重点
词句。标题的设计不仅要求做到鲜明、突出,而且要求与书籍的性质相一致,内容严肃的读
物,如政治理论、文史古籍、学术著作、学习材料等,标题要求严肃、庄重;文笔比较生动
活泼的书籍,如小说、散文、诗歌和浅显的少年儿童读物,标题则可以活泼新颖,还可配以
花边、题花、题图等小装饰。标题设计总的要求是:要注意全书风格的统一,与封面、插图
和谐一致;要占较大的位置、选用较大的字号,占行和字号由大到小渐次递减,达到层次清
楚、标目显明的效果。
(三)封面设计
1931年前黑龙江出版的书,除艳情小说外,封面设计一般都比较古朴,颜色多为深调。
有的封面设计没有图案,仅靠书法艺术进行装饰;有图案的则典雅、端庄,构成一种庄重的
情调和意境。
日伪统治时期出版的图书,封面基本上都是用铅字在白纸上排出书名,呆板、直观,根
本谈不上有什么封面艺术。
解放战争时期出版的图书、期刊,不仅内容有很强的针对性,封面设计也有很强的针对
性。虽然封面用纸质量差、构图比较简单、印刷也比较粗糙,但图案生动,与书籍、期刊的
内容和谐一致,具有很强烈的感染力。
建国后的黑龙江通俗出版社,出版的都是以农民为主要读者对象的通俗小册子,印刷条
件较差,封面设计较为简单。虽然开始采用彩色印刷,但图案套色不够均匀。
黑龙江出版的图书、期刊的封面设计质量逐步提高并且绘制得越来越精美,是从1954年
9月黑龙江人民出版社成立后开始的。30年来,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随着出版社、期
刊社的增多,竞争机制的引入和读者选购图书、期刊时审美意识的增强,黑龙江各出版社、
期刊社逐渐认识到封面设计好坏对销售量有直接影响,纷纷采用彩色封面征订的办法,促进
了封面设计水平的提高。主要特点是:封面设计更加体现书稿的创作意图,艺术表现手法多
样化;封面设计的构图创造性鲜明,并不断推陈出新;造型完美,绘制精细、加工精湛;讲
究时代特点和民族欣赏习惯,雅俗共赏;讲究以书名为主的字体运用,协调设计风格,加强
封面艺术感染力;充分运用各种物料(封面用的纸、纺织品、塑料制品等)和印制印装工艺
、技术条件,保证封面设计成品质量等。
1978年后,黑龙江出版的图书中,比较优秀的封面设计有《三希常法帖》(黑龙江人民
出版社出版)、《现代海港城市规划》(黑龙江人民出版社出版)、《现代日语语法手册》
(黑龙江人民出版社出版)、《小学生文库》(黑龙江少年儿童出版社出版)、《好伙伴》
(黑龙江少年儿童出版社出版)、《程潜诗集》(北方文艺出版社出版)、《芦苇集》(北
方文艺出版社出版)、《红罗女》(北方文艺出版社出版)、《老子仍是王》(北方文艺出
版社出版)、《晁楣版画》(黑龙江美术出版社出版)、《动物造型集锦》(黑龙江美术出
版社出版)等。
但是,在流行小说等通俗性出版物的封面设计中,也曾出现追求噱头、卖弄奇特构图和
宣扬不健康情调、渲染感官刺激的情况。
七、校对
1931年以前,黑龙江出版图书的校对工作,主要是由编著者个人负责的。日伪统治时期
黑龙江出版的图书,主要由印刷者负责校对,并使用南满洲铁道株式会社总务部资料课于19
35年制定的《统计书印刷心得》附录中所规定的校对符号。
1946年以后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出版事业和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后的社会主义出版事业
,校对工作的基本情况相同。出版物从发排到付型一般经过毛校、初校、二校、三校以及核
对、整理等工序流程,这一时期,对校对工作的要求主要有两条:一是忠实于原稿,消除排
版中的错误;二是在校对中发现原稿的阙失错漏,如明显的错别字、抄写或编辑改动时的笔
误、引文的漏错、译名的不统一以及一些规格、体例方面和内容方面的问题,提请编辑人员
解决。校对过程和具体分工为,毛校:即书稿拣字后,在未经拼版的长条样上所进行的校对
,由印刷厂负责;初校、二校由出版社专职校对人员对照原稿进行校对,基本消除排版错误
;三校由校对人员校对,编辑人员看样,由责任编辑拼样并解决校对中提出的问题。三校是
付型(付印)前的最后校次,要求彻底消除排版错误,并尽力发现原稿问题、统一版式规格
,最后由责任校对检查全书包括目录、文字、页码及清样上的改动有无笔误、有无未解决的
问题等,然后付型(付印)。付型(付印)是校样完成校改的最后程序,由责任编辑签字或
出版社、期刊社主管部门盖章。一般情况下,图书、期刊是三校后即付型(付印)的,但个
别图书如领袖著作、学术著作、工具书、史书、志书、科技类图书等,多数经过四校以上。
在校对工作过程中,对校对人员的要求是:正确使用校对符号,书写工整,画改要注意布局
合理、均匀;文字规范,不用繁体字、废止异体字;熟练运用折校、点校、读校、通读等方
法;熟悉字体、字号、条空等活版材料,运用自如地调整版面,不致造成大的推行倒版;发
现原稿中的错误并提请编辑人员解决。对编辑人员看样的要求是:检查发稿时留有疑问的问
题,避免在校样上大删大改;改动时一定要注意笔误,校样如有移页时不能剪贴校样,只能
在校样上画改清楚;如有一面以上的删改,改后要把删去的部分退印刷厂;不要改动原稿,
只能改动校样等。
黑龙江各出版社均设有专门校对机构,配备有专门校对人员,实行的是编校岗位分开、
校对人员与编辑人员互相配合的工作程序。“文化大革命”前,大多数编辑人员都曾有过校
对工作的实践(多则几年,少则几月)和校对、印刷业务的学习。“文化大革命”后,由于
编辑出版机构增多、出书范围扩大,带来编辑人员缺乏,编辑加工工作量大,这一提高编辑
人员素质的好办法没能坚持下来。1980年后协作出版(或称合作出版、委托出版)的图书和
有些期刊也往往采用由责任编辑负责校对的编、校合一办法。
1980年以后,一些书编校质量下降。主要是由三方面原因造成:一是编辑加工不细、不
认真,如文字表述得不准确、不正确,内容前后矛盾,目录与正文标题不符等问题;二是校
对过程中追求数量、忽视质量,校对跑粗;三是印刷厂拣排质量低,改版不能消灭已经校对
出来的错误。校对质量总的情况是,“文化大革命”前好于“文化大革命”后;图书好于期
刊;领袖著作、学术著作、理论著作、科学技术类图书、工具书、辞书好于其他图书。
八、宣传评介
清末时期黑龙江出版的图书,编著者常常敦请有影响的学者和素有文名的地方官员为其
撰写序、跋或后记予以推崇、评介,并在广赠亲友时征求意见,这是最早的图书宣传评介形
式。有的序、跋、后记出自名人之手,容量很大,思想深邃,富于哲理,其思想性、艺术性
往往超过书本身的价值。
进入中华民国至1946年前,黑龙江的图书评介基本是继续清末时期的做法。但小说、诗
歌、散文等文艺类图书和工具书则多是通过在报纸上刊登出书广告进行宣传,出书广告的内
容有书名、编著者、内容简介、出版和发行单位、发行地点和时间等。
解放战争时期图书、期刊的宣传工作有两个途径,一是通过各级党的组织向干部、群众
宣传、介绍;二是在报纸上刊登出版广告。
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初期的黑龙江通俗出版社除延续了解放战争时期的图书宣传作法外
,还根据1951年3月中央人民政府新闻总署、出版总署联合发出的《关于全国报纸、期刊均应
建立书报评论工作的指示》中“要求全国各种报纸期刊建立书报评论工作,经常发表对书籍
、期刊、报纸、美术出版物以及挂图等出版物的批评、介绍,或者报道有评论性的出版消息
……要指定得力的人员或组织社外的评论员或专家,经常担任出版评论工作”的精神,在原
《黑龙江日报》上刊登评介文章,但这些评介文章多是广告式的。
1954年9月至1985年的30多年间,黑龙江的图书、期刊宣传评介工作大体经历三个阶段。
第一阶段是1960年前。这一期间,黑龙江人民出版社的图书评论工作,根据出版总署1954年
4月发出的《各出版社应注意和介绍所出版的好书》通知中“重视书籍宣传,介绍、宣传好书
……凡出版一本品质优良的新书,特别是那种读者层广泛的质量好的新书,均应约请一个或
几个书评者撰著评介文字,投寄适当的报纸、杂志发表,如果一时找不到书评者撰著评介文
字,至少也应在出版社内部的编辑人员中指定一人写出一篇数百字的简单介绍”的要求,约
请一些学者、作家为出版的图书写评介文章,同时也要求编辑人员人人动手撰写书评文章、
图书介绍。但这一时期出版的图书大多是面向农村的通俗读物(约占出书种数的90%左右),
报纸、期刊上刊登的评介文章很少,且多为编辑人员撰写的图书介绍。图书宣传则主要是通
过书店在发行时进行的,出版社也同时在《黑龙江日报》上刊登出书广告和通过各级党的组
织向干部、群众宣传。由于出书局限在省内发行,种数不多(平均年200种左右),印数也少
(平均每种5000册左右),所以,图书宣传评介对图书销售的影响不大。第二阶段是1961年
到1966年。这一期间,黑龙江人民出版社(含北方文艺出版社、黑龙江美术出版社)的图书
宣传评介工作除通过各级党组织宣传(主要是政治理论读物),在报纸上刊登已经出版和即
将出版的出书广告、图书介绍外,还通过广播电台广播新书出版消息的形式进行宣传,以扩
大影响面。在1964年建国15周年、建社10周年之际,举办了黑龙江首届书籍展览会,展出了
历年来的重版图书和1963年、1964年两年出版的155种图书。第三阶段是1979年以后。这一时
期,随着各专业出版社的建立,出书范围的扩大,种数及印数的增多,改革、开放的深入,
竞争机制的引进,图书宣传评介工作已直接影响着图书的销售,成为出版工作的一个重要环
节,编辑工作的一部分。中共中央、国务院在1983年6月《关于加强出版工作的决定》中指出
,“了解出书情况和加强图书评论工作,是贯彻出版方针、提高图书质量的重要方式”。根
据这一精神,黑龙江省出版总社在总编办公室内配置了负责图书宣传评介工作的专职编辑,
各出版社也都设置了专职或兼职人员,并规定宣传书、推荐书、评论书是每位责任编辑的职
责,在审稿、发稿的同时写好说明、内容提要和撰写、组织图书宣传评介文字。出版说明要
揭示与阐述中心思想和思想特色、介绍出版意图或评论书中的重要观点、分析全书的优缺点
,目的是使读者从出版说明中得到正确概念,并据此判断书的价值。责任编辑在发稿的同时
所撰写的内容提要是书的第一篇广告、第一篇宣传材料,主要提供给黑龙江省新华书店和自
办发行部门用为“征订目录”上的介绍文字,一般在二三百字间。编辑人员撰写、组织图书
宣传评介文字大体有四种形式:(1)撰写以书店进货员(业务员)为读者对象的新书预告。
新书预告除填写书名、类别、编著译者(翻译书加填原著者、原出版者、原出版时间等)、
开本、字数、页数、精装或平装、估计定价、估计出版时间、读者对象、公开发行或内部发
行、可否出国、计划印数等项目外,还有内容提要(简介)。(2)撰写出版简讯,刊登图书
广告。80年代,黑龙江出版的图书除经常在《黑龙江日报》、《黑龙江图书发行》报、《出
版通讯》(1979年5月后改为《黑龙江出版工作》)等省内报刊上,刊登图书广告、出版简讯
外,还在《人民日报》、《光明日报》、《中国青年报》、《经济日报》等报纸和《读书》
、《博览群书》等期刊上刊登出书广告和出版简讯。黑龙江电视台、黑龙江人民广播电台和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央国际电台国内部也曾播放过龙版图书出版的消息、报道和广告。(
3)图书评论。编辑人员撰写的书评文章多刊载在《黑龙江日报》、《黑龙江图书发行》报、
《出版通讯》(《黑龙江出版工作》)和《博览群书》上。各大学出版社还在各校的学报上
辟有书评专栏。黑龙江省出版总社积极指导各出版社开展图书评论工作,组织编辑、作者撰
写书评文章。这一时期,图书评论工作有所加强,书评质量有所提高,但普遍重视程度还不
够。(4)编印图书目录。编印图书目录对于总结出版成果、编制重版书计划、提供图书资料
等方面都有一定作用,不仅是书籍宣传的一种形式,而且是出版社加强和读者联系的重要工
具。1978年以后,首次图书展销(展览),黑龙江各出版社都编印了介绍中肯、编排清新、
印制精美的综合目录、可供书目录、专题目录和新书目录。其中,黑龙江人民出版社在建社
30周年纪念活动时编印的《1954年—1984年黑龙江人民出版社出书简目》,虽然搜集编印的
图书种数还不完整、书籍分类法不够准确、缺乏简要的内容介绍,但基本反映了30年的出版
成果。
随着图书市场的繁荣和图书销售竞争的激烈,1983年以后图书宣传经常采用“以会带展
、以会带销”形式。黑龙江省出版总社与辽宁省出版总社、吉林省出版总社每年都要在三省
的中心城市联合举办“东北三省书展”。1984年,黑龙江省出版总社在北京举办“龙版图书
记者联谊会”,中共中央宣传部出版局、文化部出版局领导同志和《人民日报》、《光明日
报》、《经济日报》、《中国青年报》、香港《大公报》、香港《文汇报》、期刊《红旗》
、《读书》、《博览群书》及新华社、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央国际电台等新闻单位记者到
会,会上介绍黑龙江出版工作的成就,宣传黑龙江出版的图书,受到与会者的一致好评,会
后各报刊电台分别进行了报道。1984年,黑龙江省出版总社在哈尔滨召开有15个省、市、自
治区新华书店负责人和省内新闻记者参加的“龙版图书宣传、发行联谊会”,宣传黑龙江出
版的新书,介绍1985年编辑出版的意向,征询与会者的意见和要求。1984年,黑龙江省出版
总社组织500多种龙版图书分别参加香港书展、日本书展、美国费城书展、苏联莫斯科书展,
这是龙版图书首次在国际图书市场上有规模的展示。1984年,黑龙江人民出版社(黑龙江省
出版总社)举行“纪念黑龙江人民出版社成立30周年”社庆活动和龙版图书展览,省内外著
名学者、专家和中共中央宣传部出版局代表、文化部出版局代表、中共黑龙江省委领导同志
、黑龙江省人民政府领导同志、省内各机关领导同志共700多人参加了纪念活动,《黑龙江日
报》、黑龙江电视台、黑龙江人民广播电台专门播发消息和报道,扩大了黑龙江人民出版社
和龙版图书的影响。
九、读者信息反馈
解放战争时期黑龙江编辑出版的图书、期刊,是为东北解放区和全国新、老解放区读者
服务的。东北书店组织“流动队”售书过程中,规定第一条任务就是“了解读者需要,搜集
读者反映”。在建设巩固的东北革命根据地中涌现的新干部和积极分子是党的发展对象,他
们反映迫切需要有关党的知识的书籍。东北书店根据这一反映,及时编辑出版了《中国共产
党党章》、《中国革命与中国共产党》、《怎样做一个共产党员》、《党章教材》、《党员
课本》等党建书籍。在土地改革中编辑出版的《平分土地文献》,就是在得知干部群众迫切
需要了解掌握政策情况后编辑出版的,印制数万册,发售一空。
黑龙江通俗出版社的编辑人员多次到克山县等偏僻农村了解图书对农民生活的指导作用
和对书籍的进一步需求情况。“文化大革命”前,黑龙江人民出版社(黑龙江美术出版社、
北方文艺出版社)在读者工作、掌握编后信息方面主要采取了三种方式:一是在农村、工厂
建立各类读者基点;二是编辑人员定期到基层书店站柜台当营业员;三是组织编辑人员深入
农村、工厂进行读者社会文化调查和专题调查。
1979年后,黑龙江各出版社根据1983年6月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加强出版工作的决定
》中“社会主义的出版工作,是为最广大的人民群众服务的,具有广泛的群众性和计划性。
它要给城乡广大读者提供多方面的、适应各种不同文化程度的、丰富多彩的图书。出版部门
要广泛调查和倾听读者的意见和要求,根据社会需要,统筹兼顾,适当安排,加强计划性,
做到保证重点,填补缺门,重视普及,注意提高,克服盲目性和自流现象”的精神,普遍加
强了读者工作,把读者信息反馈看作是编辑工作流程的一部分。黑龙江省出版总社对各出版
社提出的要求是:“首先考虑本省读者各种层次的需要,同时也注意全国图书市场的需要信
息”。这一时期,各出版社的读者工作情况大体有四个方面:
分析读者情况。首先,科学分析读者层次。“文化大革命”前,只是简单的把读者层次
划分为工农读者、知识分子读者等。现在将读者个体素质(生理、心理、职业、文化、政治
等)几方面因素结合起来,划分为高层次读者、中上层次读者、中等层次读者、中下层次读
者四个读者群。其次,分析读者心理。一是接近性,符合读者对图书内容的特定要求。编辑
出版的图书要能够把握住时代的大背景,善于捕捉读者的“兴奋点”、“易燃点”,使图书
内容与读者“近些再近些”。二是时代性,随着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事业的发展和社会生活
的多样化变化,读者对图书的需求时时发生变化,要求编辑出版的图书具有时代气息。三是
显要性,编辑出版的图书,题材能够切中广大读者的“脉搏”,用引人注目的标题或作者知
名度高吸引、掌握读者。编辑工作要研究读者“求知、求新、趋时”的阅读兴趣及变化规律
,以适应工农业生产发展、科学文化水平提高和读者审美趣味、审美理想变化的需要。
依据读者需求,调整编辑方针。黑龙江各出版社根据各自的专业性质和黑龙江省出版总
社规定的出书范围,每一种书都要认真考察读者对象,并根据读者层次确定读物编著起点。
黑龙江编辑出版的图书基本能够随着读者阅读要求的变化而变化;这主要是由于出书前编辑
人员注意社会变革趋势及其对读者阅读要求的影响,掌握读者构成、读者心理和阅读兴趣;
编辑加工中有读者观点,从书稿的框架结构、体例和文风以及各种技术因素等方面,充分考
虑读者的阅读口味、欣赏水平和经济承受能力,出书时机恰当,能明确地抓取某一读者层次
的特殊需要。
努力创造、培养读者读书兴趣。黑龙江各出版社不仅照顾到广大读者的一般兴趣和要求
,也照顾到特定层次读者的特殊兴趣和要求,使读物的指向更加明确,使读物品种达到了广
度和深度的统一。特别是丛书、套书等系统出书比重的增多,引导着读者由较低层次向较高
层次进入。为了培养读者的持久阅读兴趣,在丰富和深化理解的基础上升华阅读兴趣,编辑
工作中特别重视读物的个性特征和启发性,引导读者深入思考。如有的出版社编辑出版了一
些有争议的文学艺术类图书,或社会科学上一些争鸣作品等。
大力加强读者来信工作。读者来信是读者信息反馈的重要形式。黑龙江各出版社经常接
到读者来信,这些来信大体有四类。一类是对图书内容、资料、装帧、定价、开本、印刷等
提出咨询和意见的;二类是阅读某图书后提出个人存在的思想问题或生活问题,希望编辑部
门解答或指导的;三类是有些读者希望成为作者而寄信来投石问路的;四类是要求编辑为其
代买书刊或代转信件或代买东西的。在处理读者来信上,“文化大革命”前基本上是每信必
复。而“文化大革命”后,这一工作曾一度受到市场变动的冲击,有所削弱,一些出版社没
有建立读者来信登记、答复制度,而仅仅对读者来信中反映的“兴奋点”、“易燃点”和提
出的改进意见有所重视。1984年后由于出版业竞争激烈,各出版社又开始加强读者来信工作
。黑龙江少年儿童出版社和黑龙江教育出版社对学生、教师、家长的来信认真答复,采用书
信形式对读者的阅读进行辅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