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1年，政治学研究在政治传播、政治发展、政治文化、行政管理政治思想史以及反腐败研究等众多分支领域展开，取得了丰硕成果。李元书主编的《政治发展导论》由商务印书馆出版，该书以马克思主义发展观为指导，结合各国政治发展的丰富实践，把政治发展置于社会发展的大系统中，论述了政治发展的前提、历史、社会环境，分析了政治发展与科技革命以及社会结构变迁的关系，从而概括出政治发展的一般理论和规律，并适应发展中国家的实践需要，通过分析发展中国家政治、经济与社会发展的特点及其互动作用，提出了完全不同于西方国家发展经验的理论根据和最佳战略选择。这对于发展中国家，特别是对当前中国，在经济体制改革取得突出成就的条件下，如何稳步实现政治体制改革，保持政治稳定，并逐步实现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政治现代化，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和现实意义。政治发展如经济发展一样有它自身的规律和特点，我国的政治发展在总体上未起动以前就注意研究政治发展的一般理论，探索现代政治发展的一般规律和特点、政治运行的一般规律和特点，将有利于我们认识和掌握社会和政治发展的规律，认识和掌握政治改革、整体发展的起动时机和方法，从而自觉地、主动地、不失时机地推动政治发展。何颖和教军章合作撰写的《公共行政学新论》一书由吉林人民出版社出版，该书以建构中国特色的公共行政学研究体系为根本宗旨，针对我国公共行政理论研究滞后于实践发展整体水平的现状，以系统论为指导，从理论和实践相结合的层面，重新界定了中国公共行政研究的限阈，规范了公共行政研究的逻辑体系，明确了公共行政发展的主脉，在此基础上，为公共行政的理论研究确定了一个基本的框架结构。书中对公共行政实践中所面对的各种问题进行了深入研究和阐释，凸显了公共行政学科关注实践并以解决具体实践问题为根本的应用性特点，把实践研究看做公共行政理论研究的最终归宿。从而使理论阐述具有针对性。全书以公共行政主体作为公共行政学研究的逻辑起点，以公共行政主体功能、主体行为、主体活动保障、主体活动方向等为基本内容，通过阐释公共行政主体结构及行为要素之间的内在联系，来揭示公共行政的基本规律，在理论上紧扣公共行政研究的主线，对公共行政组织理论、公共行政领导理论、公共行政决策理论、公共行政功能理论和公共行政发展理论进行了比较系统的概括和梳理。吴显庆的《中国古代政治智慧--春秋战国政治辩证法思想研究》由世界知识出版社出版，书中对春秋时期的政治人物和思想家以及战国的墨家、儒家（包括帛书《易传》）、道家、黄老学派、法家、兵家和纵横家、综合性子书杂家的政治辩证法思想进行了研究，主要包括政治上的矛盾统一、政治矛盾的积累与政治危机及其防范、政治变革与政治矛盾的解决，特别是关于统治者与民众、统治者内部不同，以至性质相反的统治方法、内政与外交（外战）之间的矛盾统一关系的思想。本书也论及各家政治辩证法思想与自身的哲学思想（特别是与哲学辩证法）、基本政治主张以及其他学派的关系。此外，陈辉的《管理学新论》一书由黑龙江人民出版社出版。李元书的《政治传播学的产生和发展》（《政治学研究》2001年第3期）一文，指出政治传播学是当今风靡全球的热门学科，其产生的第一个历史背景是大众媒介的发展及对政治生活的影响。大众媒介本身具有大众性、公共性、因而具有政治性。大众媒介一产生就介入了政治生活。政治传播学产生的另一个历史背景是两次世界大战的爆发及宣传学、政治宣传分析的出现。政治传播学产生的理论渊源有语言分析理论、宣传理论、态度转变理论、股票研究、功能与制度研究、传播技术研究、竞选技术风格研究等。政治传播学产生的方法论基础是行为主义方法论的产生和发展。李元书和李宏宇的《试论权力的实质、渊源和特性》一文发表在（《学习与探索》2001<6>），文中指出权力是人类社会生存和发展不可或缺的力量。要准确地界定权力，必须认识和把握权力的实质、根本特性，把握权力关系中利益的表现形式。权力产生于人类社会生存和生产的需要、不对称的相互依赖、合群和恐惧等心理动机。它具有相互依赖性、运行性、强制性、工具性、扩张性、侵犯性、资格性、不对称性等特性。吴显庆的《论马王堆四种黄老帛书中的政治辩证法思想》（《黑龙江社会科学》2001（3）），认为马王堆四种黄老帛书中的政治辩证法思想是以因顺而为为理论基础，主张适时和适度的斗争，要求把刑与德、刚与柔、无为与法治配合起来，古佚黄老帛书中的政治辩证法思想对帛书《老子》有重要发展。孙正甲的《中国加入WTO后买办寻租现象透视》（《广东行政学院学报》2001（6））一文，指出中国在加入WTO后特定的历史条件下，新买办具有滋生的可能性，少数行政执法人员、少数国有企业法人代表可能蜕变为买办寻租者。新买办具有“隐身人”特征、“双面人”特征、“边际人”特征、“智能人”特征和特殊的“地球村人”特征。预防中国加入WTO后买办寻租现象泛滥的对策包括：要从根本上变“双轨制”为“单轨制”，真正做到政企分开，实施综合性的“涉外工程”，建构理性经济人的道德规范体系，以国际压力弱化买办寻租等。他的另一篇文章《中国政治现代化进程中的政治文化追问》（《理论探讨》2001<2>），认为在中国相对滞后的政治文化是阻碍政治现代化的“瓶颈”，因此，有必要对它发出“再三”追问。追问一是进行政治文化再批判的必要性在哪里，如何在批判中凸显其指导、整合、铸造、调适政治现代化的价值与功用；追问二是必然融入全球化的政治文化能否以及怎样闯过“不被淘汰”、“体面融入”、“成为领先的一员”这“三关”，用以服务于政治现代化；追问三是指导并推进政治现代化的政治文化的基础生态要件是什么？它们分别是邓小平的民主政治理论、高科技的迅猛发展、对文化与教育事业的高度关注、着力塑造政治文化的精英载体。何颖的《试论公务员形象的树立》（《中国行政管理》2001（12）），指出公务员的形象是政府工作形象的代表，是公务员自身素质及政府管理水平的具体体现。也是公务员所处的社会政治文化发展状况的积淀及其表现。公务员形象是由其内在基质、修养、道德观、责任感和事业心所决定的。公务员形象树立是以公务员自身的思想观念、内在基质、道德修养来支撑和规范的。我国公务员的形象应为“勤政、廉政、高效”。这要求公务员转变旧观念、树立“为人民服务”的观念；转变“有权不用，过期作废”的观念，树立“遵纪守法”的观念，转变“不求有功，但求无过”的观念，树立“勤政高效”的观念。公务员勤政、廉政、高效的形象是以公务员的文化水平、知识结构、能力素质、身体条件做支撑的。公务员的道德修养是公务员形象树立的内在基质。公务员形象能否树立起来，关键在于公务员的道德自律和道德水平。自律改过是公务员道德修养的基本态度；诚信守约，反贪倡廉，公正不阿，严己宽人是对公务员的基本道德要求。何颖的《论社会转型时期行政价值观念的改变》（《哈尔滨市经济管理干部学院学报》2001<4>）指出，伴随着社会的转型我国政府的行政价值观念也发生了深刻的变化。这一行政价值观念的重构标志着中国行政管理正走向现代化。我国行政价值观念的转变具体表现为：由经验的行政价值观念转向理性、科学的行政价值观念；由集权的行政价值观念转向民主的行政价值观念；由人治的行政价值观念转向法制的行政价值观念；由权威行政的价值观念转向服务行政的价值观念。　（王慧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