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术活动方面：1月，省社会科学院研究员辛培林作为中国方面的历史研究学者被邀请去日本东京地方法庭为日军731部队细菌战受害者请求国家赔偿诉讼作证。在法庭上以大量事实和充分的证据揭露了日军731部队研究、制造细菌武器，用中国人进行细菌实验，进行细菌战的罪行，有力地批驳了日本右翼歪曲历史，美化侵略战争的言行，在国际上产生较大的影响。6月2－8日，应俄罗斯科学院远东分院历史、考古和民族学研究所的邀请，以省社会科学院历史所所长张宗海为团长的学者代表团一行4人参加了建所30周年及该所的创建人第一位所长克鲁沙诺夫诞辰80周年国际学术讨论会。张宗海在会上宣读题为《日本占领东三省前俄罗斯东正教在哈尔滨》的论文，受到与会者的好评。此次讨论会上，该所授予省社会科学院副院长步平为荣誉博士。在俄期间代表团还参观了海参崴阿尔谢尼耶夫博物馆、远东大学博物馆，亲眼看到了明代建立在黑龙江下游的永宁寺碑，考察了俄罗斯两个金代城址和东夏国的山城遗址及渤海遗址。8月7－8日，由黑龙江省社会科学院、韩国国史编纂委员会主办，朝鲜社会科学者协会、黑龙江省党史委员会协办的九一八事变70周年国际学术研讨会在哈尔滨召开。来自韩国、朝鲜和中国的专家学者30余人就九一八事变、日本军国主义发动对中国东北的侵略及其殖民统治政策、中朝韩三国人民的武装抗日斗争、日本歪曲历史制造侵略有功谬论及日本教科书问题等展开了讨论。原黑龙江省省长陈雷及抗联老战士李敏出席会议。8月13－15日，由东北地区中日关系史研究会主办，省社会科学院、黑龙江省社会科学界联合会协办的第12届东北地区中日关系史研究会暨九一八事变70周年学术研讨会在哈尔滨召开。来自黑龙江、吉林、辽宁三省及北京、上海、南京、河北的百余名中国学者，日本、韩国的和平友好人士莅会。会议就九一八事变，日本在中国的政治、经济、文化侵略罪行，抗日战争及中日关系三个方面的研究进行了大会发言和分组讨论。在哈期间学者们参观了侵华日军731细菌部队罪证陈列馆。会后，部分学者还赴东宁、孙吴、呼伦贝尔参观了侵华日军东宁要塞、孙吴要塞和海拉尔要塞。9月16－18日，省社会科学院副院长步平、研究员辛培林参加了在北京昌平由中国社会科学院中日历史研究中心、中国抗日战争史学会主办，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承办的九一八事变与近代中日关系——九一八事变70周年国际学术研讨会，分别提交《日本教科书问题的历史考察》和《日本侵占中国东北的“理论”与当代右翼歪曲历史的谬论之剖析》论文，受到与会专家学者的重视与好评。10月22－23日，在齐齐哈尔市召开纪念马占山江桥抗战70周年学术研讨会。会议由中共齐齐哈尔市委、齐齐哈尔大学主办，省社会科学院、东北地区中日关系史研究会、中共泰来县委县政府协办。来自北京、辽宁、吉林、内蒙古、黑龙江等地的专家学者近百人与会。代表们就江桥抗战及当前中日关系等方面问题进行了深入研讨，并参观了江桥抗战遗址、江桥抗战纪念碑、江桥抗战纪念馆等。
    学术研究方面：魏国忠、郝庆云在《渤海建国前史事考》（《学习与探索》2001（1>）中指出，公元696年契丹人发动“营州之乱”前，当地已拥有6万左右人口的靺鞨人，并已形成为一支潜在的政治势力。为了寻求出路，他们卷入了“营州之乱”，并在大祚荣的领导下于697年乘机东奔、走上自主发展的道路。东奔队伍主体和主导力量为粟末靺鞨。张碧波在《重审渤海建国史——兼评“依附”说、“白山”说、“叛乱”说》（《民族研究》2001<5>）中指出，渤海史研究中最难理清的是其建国史事，它也是学界的一个热点。渤海建国史由于受到新罗、日本等史料的影响，造成两《唐书》中《渤海传》与《靺鞨传》的矛盾记述，并造成了渤海建国史研究中“依附”说、“白山”说以及“叛乱”说等误区。作者重新审读靺鞨族史、契丹族史与渤海建国史，指出日本史料，尤其是新罗史料之误导，使渤海史研究走出误区，还渤海建国史以历史本来面貌。史文在《斥“君史”倡“民史”——关于19世纪末期史学观变革的若干思考》（《史学理论研究》2001<4>）中指出，所谓史学观是指史家对史学产生、发展及其规律的认识，是史家从事史学实践所必须遵循的准则和探寻史学内在规律的关键所在。它包含了对史学性质、宗旨与功能，著史原则，撰述旨趣，评价尺度，研究取向，以及史学与时代关系的认识等。19世纪中国社会所发生的空前的巨变，以及历史观念的深刻变革，直接引起了史学观的变化。表现在：对古代史学性质的批判；对倡修“民史”的认识与构想；反思的反思：关于史学观变化的再认识。李朋在《战争机制的历史分析》（《北方论丛》2001<2>）中指出，当我们理性地思考战争与和平的问题的时候，我们会发现，人类的愿望竟然与某实际的行为逻辑及其结果之间往往是一项悖论。人类的需要，支配着人类的行为取向，也酝酿了人类的愿望。人类的成熟需要时间，人类的进步需要理性，人类从和平到战争需要跨越一道道门槛，我们从这里探索人类希望之路。王希亮在《评日本当代历史修正主义》（《抗日战争研究》2001<2>）中指出，从20世纪80年代初开始，日本掀起了一股否认战争责任、拒绝战争反省和谢罪赔偿的历史修正主义逆流。到90年代，这股逆流越发泛滥，并同日本政府、议会、执政党的部分高官、财界人士及右翼势力沆瀣一气，形成了一股在不同程度上干预朝政、影响民众、改写历史的政治力量。从历史修正主义产生的政治社会背景切题，评述了各历史修正主义团伙、派别的理论观点及其实质，揭示其在各类社会活动中的表演，进而把历史修正主义的真实嘴脸暴露在读者面前。李淑娟在《九一八事变后国联调处活动评析》（《北方文物》2001<3>）中指出，九一八事变后，南京政府向国联提出申诉，控告日本违背国联盟约，侵占中国领土。国联在受理中日争端的17个月里，确曾做了大量工作，举行过多次会议，做出过数次决议，并派遣李顿调查团进行实地调查。在国联大会通过的最终报告书里，彻底否认日本帝国主义的侵华恶果——伪满洲国。国联由于内外诸多因素，虽没有从根本上制止日本侵略，但在国际舆论和法律及道义上对日本构成了巨大的外交压力，迫使日本退出国联，日本在这场外交战争中以失败而告终。葛志毅在《中国近代化的民族文化思潮》（《北方论丛》2001<1>）中指出，在世界近代西方民族主义兴起和民族国家建立的过程中，往往伴随着要求摆脱外来压迫和追求富强的民族文化思潮。中国近代的中体西用论，乃是在外来文化刺激下萌生起的最初的民族文化反思，是后有梁启超新史学与国粹派振兴中国民族文化向近代化转化的努力。这些虽与欧洲近代的文化民族主义有相似之处；但实际上则带有鲜明的中国社会历史特点。从近代世界的民族文化思潮、中体西用论与近代中国最初的民族文化反思、新史学与国粹派的近代化民族文化建设、中西文化民族主义的比较四部分论述了中国近代化的民族文化思潮。　（董　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