著作：《黑龙江文学通史》（四卷本）由彭放、杨治经、黄任远、郭淑梅、王为华、黄定天等人联合省内多名专家学者共同完成，全书包括上起史前民族民间文学，下到20世纪90年代末期发生在黑龙江土地上的作家作品，史料丰富、图文并茂，展现给读者的是黑龙江文学繁荣而丰富的发展脉络。“龙江特色作家研究丛书”由冯毓云、罗振亚主编，在龙江作家群体中，择取了11位具有全国性影响的作家，进行了个案研究，并以此对龙江文学做全方位的定点扫描。丛书包括《大荒野中的老牛仔—杨利民论》（冯毓云著）、《以生命做抵押—张雅文论》（吴景全、王秀臣著）、《雪夜风灯—李琦论》（罗振亚著）、《高擎理想之火—贾宏图论》（黄光伟著）、《“北极光”的遥想者—张抗抗论》（郭力著）、《胡地天籁—阿成论》（刘绍信著）、《北国的精灵—迟子健论》（方守金著）、《含泪微笑的歌者—王立纯论》（连秀丽著）、《从地层深处走来—孙少山论》（孙时彬著）、《拓荒者的生命交响—杨宝琛论》（王咏梅著）、《生命在风雪中—梁南论》（邢海珍著）。
    论文类：罗振亚的论文《后朦胧诗整体观》（《文学评论》2002年第2期），认为后朦胧诗的困惑与沉寂只是跋涉途中的暂时停歇与必要调整，只要它能扬长避短，奋然前行，说不定哪一天还会荡起一股泱泱潮流。罗振亚的《一只芦笛，两色清音—现代诗派中主情与主知的审美分野》（《北方论丛》2002年第2期），认为现代派派中有派，呈现主情与主知两大走向：前者以戴望舒、何其芳等为代表，后者则由卞之琳、废名等领衔；前者注重情趣发掘，多情调象征，属于情态文本写作，后者倾心于意趣展示，多哲理象征，属于意态文本写作。张景超的《历史的延伸》（《文艺争鸣》2002年第1期），指出中国当代知识分子的文化批评人格直接来自历史，历史的今天是历史昨天的延续和发展。张弼的《魂归来兮，文学性》（《文艺评论》2002年第5期），指出在各种文艺作品空前繁荣的今天，文艺成了快餐消费，而忽略了精神上的审美作用。提倡用文学优长性的精神，弥补其他文艺作品的不足，实现文艺作品题材的广泛性，思想的深刻性，情感的丰富性，审美接受的主动性，这必然会使我们的文艺创作更加繁荣和发展。关四平、陈默的《三国历史的诗意化—唐代咏三国诗与士人的心态》（《天津大学学报》2002年第1期），通过对咏三国诗的分析，认为诗中透露出士大夫们以三国英雄为楷模，将其人生理想寄寓其中，强烈地表达出他们想建功立业的渴望，对君臣遇合的期盼，对时势命运的叹惋等深层心理。咏三国诗中所蕴涵的君臣观、贤才观、英雄观、历史观等文化观念，对后代士人的心态及三国题材的创作有着深远的影响。关四平的《运奇笔状奇人异彩—论（三国演义）奇美风格的史传渊源》（《学术交流》2002年第1期），指出陈寿的《三国志》以奇语评奇人，以奇貌显奇人，以奇言写奇人，以奇事状奇人等艺术方法，再现了三国时代纵横天下、建功立业的奇人群象的奇美光彩。这种奇美追求对后代三国题材作品的审美倾向影响颇为深远，更成为《三国演义》奇美艺术风格的史传渊源。本文从思维方式、审美理想、美学风格等层面探讨《三国演义》与《三国志》奇美风格源流关系。于茀的《（诗经·卷耳）与上古陟神礼》（《北方论丛》2002年第1期），针对《诗经·卷耳》一诗诗义各种不同的、有疑点的解释，指出《卷耳》所写的与上古陟神礼有关，诗中的登山饮酒都是陟神礼仪式的组成部分。傅道彬、王秀臣的论文《郑孝胥和晚清文人的文化移民情节》发表在（《北方论丛》2002年第1期），认为清王朝的崩溃对文人而言已不再只具有政治含义，而富于文化含义。几千年形成的根深蒂固的传统文化观念面临着空前挑战，文化失落的痛苦使他们具有一种共通的“文化移民情节”，他们的所有言语几乎都与这种情节相联系。从文化移民意义上，我们不仅看到了一个矛盾、复杂的郑孝胥，更看到了一个时代的缩影。崔积宝的《论曹植的表》（《学习与探索》2002年第4期），作者用一个“逸”字来评价曹植的表，无论就其文思情感的充沛，还是就其语言修辞的自如，都是恰当的。侯敏的《浓重的伦理色彩：（周易）中的男女观念》（《北方论丛》2002年第3期），指出《周易》以象征的方式来表达它的深思哲理，其象征体系的灵魂是阴阳观念。本文通过对阴、阳二爻所具有的男女象征意义，揭示出这部著作的浓重的伦理色彩。刘玮《难以摆脱的羁绊—从（红楼梦）贵族少妇形象看作家对儒家传统妇德观的认同》（《求是学刊》2002年第3期），认为《红楼梦》作为反映中国封建贵族家庭生活的一部巨著，对儒家传统观念有相当程度的背离与超越，但在“为妇之道”上仍沿袭了儒家传统观念。文学研究领域的其他成果有：由傅道彬和于茀合著，《文学是什么》（北京大学出版社），于茀著《艺术的位置》（黑龙江教育出版社），李先耕的《老子今析》（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张锦池《（西游记）导读》（中华书局）。尹世超《汉语语法修辞论集》（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马彪的专著《词类问题探索》（黑龙江人民出版社）。赵惜微的论文《叫卖语语用分析》发表在《北方论丛》2002年第3期，马彪的论文《数（量）词后的“来”表示多少》发表在《汉语学习》2002年第3期等等。邹进先发表在《光明日报》2002年8月1日的《龚自珍与戊戌变法诗潮的浪漫色彩》，冯毓云的《二元对立思维的困境及当代思维的专型》发表在《文艺理论研究》2002年第2期，张奎志的《过度诠释：文学批评的误区》发表在《中国新闻出版报》2002年7月25日，张景超发表在《文艺报》2002年5月28日的文章《地域文学研究新收获》等等。
    语言学研究方面：赵惜微发表在《学术交流》2002年第5期的论文《古汉语名状句语义结构分析》，作者借助《史记·索引》、《汉书·索引》，对《史记》和《汉书》中名词做状语的情况进行了比较细致的考察，在此基础上来描写名状句的语义结构类型和名词状语的语义类型，通过分析看出，名状句中的主语名词和谓语动词之间、状语与主语名词、宾语名词及动词之间语义关系是多重的，而且状语的类型取决于动词的选择条件。尹世超《动词直接做定语与名词中心语的类》发表在《语文研究》2002年第2期，文章根据与直接做定语的动词的关系，将名词中心语分为施事中心语、受事中心语、处所中心语、时间中心语、类属中心语、方式中心语、工具中心语、数量中心语、程度中心语等等，并对各类名词中心语的语法语义特点及有关问题进行了说明。（郑 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