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3年全省哲学界出版了7部专译著、250多篇论文和调研报告。
    专著类：柴文华的《真善美的哲学寻踪》（黑龙江人民出版社），从儒家的仁、知统一学说起，分析了在中国思想文化中“知”所具有的认识论和伦理学双重意义，反映的是真和善的结合、理与德的渗透、认识论与伦理学的统一。魏义霞的《比较哲学：当代哲学重建的历史关照》（吉林人民出版社），揭示了近代哲学在本体哲学、认识哲学、价值哲学、思维方式、人生哲学、伦理哲学到自然哲学、宗教哲学乃至概念范畴等方面都与古代哲学有本质不同。尹树广的《西方马克思主义国家批判理论》（黑龙江人民出版社），概括了各个主要流派的基本内容。讨论了国家与经济、政治权力、生活之间的关系。分析了西方马克思主义国家批评理论方法中包含的主要矛盾和发展方向。赵海峰的《阿多诺否定的辩证法研究》（黑龙江人民出版社），论述了阿多诺思想的时代背景、核心思想，以及他的思想与德国古典哲学到现代西方哲学的复杂关系。他认为阿多诺的“否定的辩证法”立足于马克思所开创的实践哲学，继承并发扬了他的辩证法精神，并与哲学范式的转型结合起来，体现了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深刻的批判性与开放性。衣俊卿、尹树广、车玉铃、王晓东等人合著的《20世纪的文化批判》（中央编译出版社），以20世纪人类所经历的深刻的文化焦虑和文化危机为背景，在基本理论定位和本质精神上把西方马克思主义解读为一种深刻的文化批判理论。并分别展示了其意识形态批判、技术理性批判、大众文化批判、性格结构和心理机制批判、现代性批判、现代国家批判等批判主题。并在文化批判理论总的谱系中对其做比较研究。尹树广等人合译的《领导权与社会主义的政策》（黑龙江人民出版社）提出，进入20世纪中期以后，马克思主义理论日益陷入僵局，后马克思主义应该坚持回到领导权斗争中去。把争取平等和自由的民主扩展到社会关系更广泛的领域。
    马克思主义哲学论文：胡长栓的《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方法论辩证--兼论中国当代哲学发展的文化前提》（《社会科学辑刊》4／2003）提出，认识马克思主义哲学不仅是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生成的本质性认识，从而确证了马克思主义哲学是“严整而正确的世界观”，同时也是对马克思主义哲学产生和发展的方法论认识。张奎良的《马克思共产主义思想的哲学意蕴》（《哲学研究》4／2003）通过分析马克思的原著，提出马克思的共产主义思想不仅是实体层面的共产主义社会制度，而且是哲学层面的、是人类追求的意义、价值，在人类全部历史中存在。但是，共产主义并不是遥不可及，当下消火现存状况的现实运动就是共产主义。康渝生的《定在的自由只能在定在之光中发亮》（《理论探讨》2／2003）分析了青年马克思对自由问题的理论阐释，描写青年马克思自由观与时俱进的理论轨迹，阐发了马克思科学自由观的丰富内容。樊志辉《存有与实践--马克思的存有学洞见及其与儒家存有学的比较》（《江海学刊》2／2003）认为，马克思有没有自己的存有学，关系到对马克思哲学实质的理解。马克思虽然没有传统意义上的存有学，却有深刻的存有学洞见。这一洞见使马克思的哲学既实现了对传统形上学的批判，又避免了丧失形上学所导致的价值虚无，并为形上学的未来建构提出了基本的理路。胡存之、孟庆艳的《是“自由自觉的活动”不是“一切社会关系总和”--马克思主义关于人的本质的另一种视野》（《辽宁大学学报》2／2003）提出，马克思主义对人本质的理解是理解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前提，马克思主义通常在人的现实生存和形而上本体两个层面来理解。张奎良的《唯物主义的当代课题》（《社会科学战线》3／2003）。赵天成撰写的《对复归与走进马克思的考辨》（《现代哲学》2／2003）。徐才的《毛泽东哲学体系的集成模式：“辩证唯物论的知行统一观”》（《学术交流》9／2003）认为，毛泽东的哲学著作，蕴涵着一个理论与操作的集成模式，可以概括为“知行统一观”。其构成可归结为知行观的理论基础、知行原则、知行宗旨、慧源、知行方法、知行指归。
    中国哲学论文：柴文华的《“海阔天空各自飞”：中国哲学史研究方式管窥》（《学习与探索》2／2003）认为，中国哲学史这门学科在经历了“前史”、“现代化”和“马克思主义化”的发展阶段后，其研究将会出现诸如马克思主义化的继续展开、继续西方学术的话语体系、回归原汁原味的中国哲学和整合式的中国哲学史研究等多样化的发展局面。魏义霞的《“有生于无”与中国哲学的宇宙本体》（《理论与现代化》5／2003）提出，“有生于无”是中国古代本体哲学的重要命题，道家、玄学和宋明理学都曾以自己特有的方式论证了这一命题。正是各个流派千差万别、迥然相异的具体解释和界定，使“有生于无”成为中国古代哲学共同的话语结构和表述方式。关健瑛的《陆贾与汉初的治国理念略论》（《齐鲁学刊》3／2003）认为，陆贾的思想倾向以儒家为主，内容包括仁义为本的德政观和与民休息的民生观和重教化轻刑罚的德、刑观。他上承孔孟德治仁政的思想，下启贾谊和董仲舒德治相辅和德治为主的主张，对汉初治国理念的确立及其走向都有重要影响。杨威的《论儒家伦理对传统日常思维模式的双重影响》（《黑龙江社会科学》5／2003）提出，传统唯伦理性日常思维有其特定的内涵和基本特征，这是由儒家伦理规范对中国传统日常思维模式的双重影响所决定的。唯伦理性日常思维本身虽有其积极因素，但也存在不可忽视的负面效应，因此，应在批判反思的基础上对其进行全方位的现代转换。柴文华的《对现代新儒家文化观的理论分析》（《求是学刊》6／2003）。徐惠茹、武立波的《“和为贵”新解》（《哈尔滨工业大学学报》2／2003）提出，孔子的政治伦理学说是以个人修养节制行为，调整社会关系，进而达到太平的理想社会为体系，其理想社会是以“和”为特质的。“和”在孔子的政治伦理学说中占有终极的位置。可以说，孔子的政治伦理学说起于“仁”而终于“和”。“和”的概念兼有目的论、价值论与方法论的意义。魏义霞的《不同的哲学追求与人生理想》（《哲学研究》3／2003）指出，近代价值哲学突出了个人的价值，是人性和思想解放的理论基础和精神支柱。强调个人价值走向极端，对相应的义务、责任强调得不够是其缺陷。还有张锡勤的《中国近代哲学变革论纲》（东吴哲学论集）等。
    西方哲学论文：赵天成的《运用现代思维方式开展西方哲学史研究的理路方法》（《理论探索》6／2003）认为，中国西方哲学史研究受前苏联西哲史研究的影响，处于畸形发展状态。要想打开新局面，必须重新审视以往的研究方法，运用哲学界普遍认同的现代人类学的思维范式对西哲史重新定义和梳理。陈也奔的《灵魂概念在希腊哲学中的演变》（《黑龙江社会科学》2／2003）认为，灵魂概念在希腊哲学那里，曾以本原的形式出现，由阿那克萨哥拉奠定了心智哲学基础。这样一种思路被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所保持，并发展为系统化的唯灵论体系。衣俊卿的《论西方马克思主义理论定位与批判指向》（《广东社会科学》2／2003）认为，西方马克思主义在马克思主要发展中实现了“文化转向”，转向了深刻的总体性革命，切入了20世纪的核心问题。并一直关注人类的精神状况和文化境遇、文化焦虑和文化危机问题，这是决定其理论定位的基本特征。其理论资源，一是马克思学说的批判本性，二是现代西方人本主义理论的文化批评理论。王晓东撰写的《西方马克思主义的大众文化批判理论及其启示与限度》（《哲学研究》9／2003）对西方马克思主义的大众文化批判理论的维度、基本特征、内在的差异，以及这种批判的启示和它的局限性问题进行详细的分析和论述。丁立群的《社会主义：平等、民主与自由》（《哲学研究》2／2003）提出，德拉·沃尔佩是实证主义马克思主义的代表，他的社会主义的核心问题就是平等民主与自由。他理论的积极意义就在于主张社会主义社会应当把政治民主和公民自由作为基本权利，才能逐渐实现社会民主和平等自由。
    人学问题：陈也奔的《生命的形而上学：哲学之思的永恒维度》（《学习与探索》6／2003）认为，生命是一种躯体性意识。自我意识作为一种精神，要使自己超越于自然，把自己之存在引入意识之目标，意识要在自我中设定自己，并把对自身的设定环节作为中介物，从而发展人的精神。人就是在自然的躯体中设定出的精神目标。樊志辉《先验、超验、经验、实践--后实践哲学视野下的人学导论》（《求是学刊》2／2003）认为，人学的发展是在哲学的视野下展开自己的思想历程，它大致经历了先验、超验、经验、实践四个维度，当代人学在实践哲学那里达到顶峰，也暴露出自己的不足。车玉玲的《神圣性：交往的形上之维度》（《求是学刊》5／2003）认为，只有恢复精神性和神圣性在人的存在中的位置，才能从根本上改变目前交往中的功利化状态。同时，在传统形而上学业已消解、诸神已经远逝的科学时代，“神圣性”与“完整性”可以在交往的内在领域中再现。尹树广的《宽恕的条件和界限-苦难意识、记忆理性和有限度的超越性》（《北京大学学报》5／2003）认为，德里达揭示了宽恕概念的双重逻辑，提出宽恕的真正含义是宽恕那些不可宽恕的。纯粹的宽恕是包含着差异的，也是有限的，它是做不可能做的事情。德里达对西方伦理和政治基本观念的解构，是要使伦理和政治观念重新获得它们的现实能动性。王晓东的《生存论视域中主体间性理论及其理论误区--一种对主体间类存在关系的哲学人类学反思》（《人文杂志》1／2003）认为，生存论哲学标志着对传统哲学的逆反和新的哲学范式的萌动。现代生存论哲学对近代主体哲学和道德观念进行批判呈现出两条理论轨迹：一是从个人主义走向新个体主义；二是从个人主义走向共同交往。生存论哲学在主体间性问题的理论误区，在于割裂了个人与社会、理性与非理性、理想性与历史性的统一。要走出生存论哲学的理论误区，必须确立人存在的总体性视野和历史性视野。徐才的《本体论与人的存在》（《理论探讨》3／2003）提出，“本体”作为哲学的终极信念，是人之为人、哲学之为哲学的一种宿命性的设定。“本体”之于人是宿命的，之于哲学更是宿命的。哲学归根到底就是对“人在世界中”“在”的澄明，这种澄明就是对人的本体论存在的彰显与完成。
    科学主义与人文主义关系问题：刘晓英的《哲学：还要不要“终极”》（《理论探讨》1／2003）认为，古希腊哲学中的“本原”作为万物之“所出”和万物之“所归”，表明哲学寻求“终极”的目的在于规约人类文明的走向。在文明取向的意义上，终极不可或缺。人类文明既是“人为”又是“为人”。“为人”之于“人为”是无条件的，它由此构成人类文明的终极取向。胡存之的《超越科学主义与人文主义的对立--科学主义与人文主义悖论的人学批判》（《华中科技大学学报》5／2003）认为，科学主义反映和确证了人的自觉本质，而人文主义则反映和确证着人的自由本质，它们都在占有人的本质的企图中最终失却了人的本质。人学文化作为人的存在方式，是人的“自由的自觉的活动”的本质的反映，它规定了科学主义和人文主义思维悖论的人学维度。
    科学技术哲学问题：叶平的《新世纪协同进化的社会生态学》（《济南大学学报》2／2003）认为，在新世纪，要使协同进化的生态伦理学原则长入社会生活，需要建构新的社会生态学。在工业社会阶段，人们往往忽视环境子系统和生物圈大系统对经济子系统的深层作用。这是当代生态问题的根源之一，也是传统现代化只是半现代化的原由。要摆脱这种生态结构，必须实现三方面的观念扩展--社会共同体观念，健康概念，国家安全概念；解决两方面的难题--消灭贫穷和保存荒野；铺设人与自然协同进化的社会生态轨道。姜振寰《工业主义技术观批判》（《自然辩证法研究》5／2003）认为，工业主义技术观追求生产的大型化、批量化，认为资源可以廉价无限供给，认为技术是万能的。它是工业化国家发展技术的基本指导思想，但到20世纪后半叶其自身的弊端已充分显露，出现了资源能源短缺、环境污染、生态失衡等一系列全球性问题，以及劳动本身造成的人性异化、泡沫技术导致泡沫经济，引发经济危机等不可克服的困难。因此，一种新的工业主义技术观--信息主义技术观正在形成。白夜昕、陈凡的《论俄罗斯科学技术哲学的多元主义导向》（《东北大学学报》4／2003）指出，前苏联科学技术哲学界把客观事实作为衡量科学技术正误优劣的惟一标准，而排斥价值判断；而解体后，俄罗斯科学技术哲学界把价值标准提高到非常显著的地位。目前多元主义导向已成为俄罗斯科学技术哲学发展的主导趋势。李学丽、韩莹《论科学技术对人类思维方式影响的途径》（《北方论丛》3／2003）认为，现代社会科学技术的发展不断影响人类思维方式的演变，探讨科学技术对人类思维方式的影响，把握科学方法、科学理论、科学氛围、科普教育、科学思维方式形成的途径，有利于促进社会及人的全面发展。
    应用研究：崔晓天、毕治国等人撰写的《建设边疆文化大省调研报告》，通过实际问卷调查，对黑龙江省公民道德与素质、文化事业与产业的繁荣发展、城乡社区建设、人才的培养与吸引等问题的现状、成因及对策进行了历史的理论分析。　（崔晓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