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术活动：2003年2月10－24日，黑龙江省社会科学院副院长步平、研究员王希亮在日本东京参加由中、日、韩三国共同主办的“中日韩历史认知‘东京论坛”’大会。王希亮研究员在会上以“关于日本战争责任的历史认识问题”为题作大会发言，受到与会专家、学者的高度重视。会议针对日本的战争责任问题以及20世纪90年代以来日本政治右倾化的加剧（主要指教科书事件、小泉参拜等问题），为促进中、日、韩三国的历史认知，决定共同编写一部（中日韩）历史教科书辅导教材，初步定于2005年完成。2003年8月18－20日，由中国中俄关系史研究会联合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所、俄罗斯东欧中亚研究所、中国边疆史地研究中心以及黑龙江省社会科学院、黑龙江大学共同举办的“中俄关系的历史与现实”学术研讨会在哈尔滨市召开。研讨会共进行60场报告。来自全国各地和香港地区的近百位专家学者就400年来中俄两国间政治、经济、文化、外交、军事等关系的历史与现状进行了广泛研讨。2003年8月23－24日，研究员魏国忠参加了在吉林省延吉市召开的由“东北疆域历史与现状系列研究工程”办公室、延边大学中朝韩日文化比较研究中心共同主办的“高句丽·渤海问题学术研讨会”。并对渤海的语言文字进行了探讨发言，认为渤海语言具有多样和多元的特点，文字则以汉字为主。
    学术著作：王希亮新著《大地怒火——中国东北特殊工人抗暴记》（黑龙江人民出版社），以第一手史料首次披露了大量鲜为人知的史实，以全景纪实的手法还原历史，既有史学价值，又有很强的可读性。李随安的《中苏文化交流史（1937－1949）》（哈尔滨出版社），从文学、戏剧、电影、音乐、木刻、军事等方面，对1937－1949年间的中苏文化交流史进行了系统的阐述和细致的分析，探讨了现代中国大规模吸收俄罗斯文化、前苏联文化的原因。这是一部断代史著作，它的出版填补了中俄文化交流史研究方面的一个空白。李兴盛主编的《黑水郭氏世系录》（外14种）（黑龙江人民出版社），收入黑龙江地方文献15种，既有黑龙江历史人物的传记，包括家谱、黑龙江土著民族、黑龙江客籍民族，还突出收入了鸡林外记、吉林地志等内容。张凤鸣的《中国东北与俄国（苏联）经济关系史》（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将17世纪中叶至1949年期间中国东北与俄国（苏联）经济关系发生、发展、演变的历史过程分为七个时期进行考察，依次探讨了各个时期双方经济关系的性质、特点及其对双方社会经济发展，特别是对中国社会经济发展的作用。刘晓东主编的《渤海的历史与文化》第二辑（黑龙江人民出版社），收入涉及渤海考古与历史方面的论文45篇，是继王承礼1991年主编第一辑之后的又一部专门研究渤海的考古与历史的文集。
    学术论文：刘爽在《当代西方史学多元走向评析》（《学习与探索》3／2003），指出20世纪中叶，伴随着世界形势的巨大变化，西方史学出现了重要转折，一个显著标志就是历史学的多元走向。在当代西方史学的演进中，这一趋势直接表现为历史研究领域的扩大、新的史学分支学科的纷纷建立、史学理论的更新和历史研究方法的多样化等等。刘丽萍《金代金银手工业的发展及相关问题》（《社会科学战线》4／2003），指出金代金银矿冶的生产及器物的制造，是当时金代社会发展的重要手工业。金代金银器具有独特的艺术风格，在制作技术上，较多运用锤錾刻焊接铸选等技法。刘晓东等的《渤海陶器的分类、分期与传承渊源研究》（《北方文物》1／2003），根据新中国成立以来的考古发掘资料，对渤海陶器进行了分类、分期方面的系统研究。并在分期的基础上，将渤海陶器的传承渊源分为粟末靺鞨系、黑水靺鞨系、高句丽系、中原文化系等四个主系来进行科学研究。霍晓东的《齐齐哈尔富拉尔基辽代砖室墓》（《北方文物》3／2003），指出1998年10月在齐齐哈尔富拉尔基区发现的带有双耳室的大型砖室墓，在黑龙江省发现不多。从墓葬形制、结构及墓内随葬猪头骨方面看，该墓葬为辽代晚期，是生活在黑龙江西部嫩江流域的女真族文化遗存。这座墓葬的发掘，为研究黑龙江西部辽代女真族的分布、葬俗及社会生活状况提供了宝贵资料。都永浩等的《对东北亚民族与历史问题研究的理论思考》（《中国边疆史地研究》3／2003）认为，在东北亚民族与历史问题研究中，存在将历史上的民族关系同现实的国家、民族关系直接相联系的倾向。由于缺乏科学的依据，更缺乏逻辑性和辩证性，将会对当代的国家与民族关系产生一定的负面影响。张碧波的《中国历史疆域的界定与文献学考古学的根据——以东北民族与疆域为例》（《学习与探索》1／2003）指出，疆域的界定应建立在文献学、考古学的证据的基础上，箕子朝鲜、高句丽、渤海的疆域的确定，是在对它们的民族渊源、民族归属以及政权性质与归属的综合判断基础上给予科学的论定。而文献学、考古学的综合分析归纳又是中国历史疆域理论原则产生的基础。中华民族观、中华疆域观与中华文化观是中国历史疆域界定的三个相互依存、相互渗透的主要方面。杨茂盛的《蒙古的宗族部族及其与国家的形成》（《北方文物》4／2003），从历史史实和逻辑推理两个方面，论证了蒙古族是在氏族部落解体之后出现的深刻分化、彼此迁徙和重新整合的过程中，形成了众多的宗族（或家族）部族的社会政治组织。在这些宗族（或家族）部族政权的反抗与兼并的过程中，正是始终重视家族或宗族领导核心的铁木真，通过统一战争和创建千户制组织的形式，完成了民族的统一和国家的建立。魏国忠在《12世纪前期女真人的几个问题》（《辽金史论丛》吉林人民出版社），论证了当时女真人是中国境内的强大新兴势力，无论是军事、政治方面，还是整体素质方面都较其对手存在着明显优势。于学斌等的《金代孔庙的发展、成因及作用》（《北方论丛》4／2003），孔庙作为儒学的宣传阵地在金代有了更大的发展，大致经历了由破坏、恢复、发展到繁荣的历程。其发展是由于统治者推崇儒学和文治的需要，是金朝尊孔崇儒、实行文治的重要手段。孔庙的广泛建立推动了儒学的推广。由于儒学的推广，从而完成了女真族的汉化，吸引了汉族的人才，促进了金朝的统一和安定，实现了文治。董万崙的《明末清初图们江内外瓦尔喀研究》（《民族研究》1／2003），对瓦尔喀诸问题进行了探讨，提出几点新看法：（1）东海瓦尔喀是指明末清初分布在图们江内外的女真人；（2）他们是明初建州斡朵里部、建州兀良哈部、毛怜兀良哈部以及狭义“女真”的胤裔；（3）特别对安楚拉库瓦尔喀进行了研究，提出其地域在今和龙市境，是明初第三毛怜卫胤裔，纠正了乾隆时绘制的《战迹舆图》标注于阿勒楚喀之误；（4）对建州部、乌拉部剽掠瓦尔喀进行了分析，提出努尔哈赤把瓦尔喀强行掳掠到建州，实际是使流落各地的支系骨血归宗。这一行动充实了建州女真的军事实力，促进了农业发展，为其统一女真诸部，建立后金政权奠定了基础。孟古托力的《孤竹国释论——一支华夏化的东北夷》（《学习与探索> 3／2003），指出商周时期的孤竹国人原是东北夷中的一支，不仅与商王室同姓，而且是商政权北部拥有相当力量的诸侯国。从其名号文化的内涵、语言文字及某些习俗，还有伯夷、叔齐的事迹等方面判定，这支东北夷在商代大体完成华夏化进程，成为东北地区世居类型的汉族之先世。孤竹国人与其他共同体并肩开发东北南部广大地区，为燕国以及秦汉积极经略这一地区提供了条件。修朋月等在《清代社会乡绅势力对基层社会控制的加强》（《北方论丛》1／2003），指出在清代不同的历史时期，乡绅势力对基层社会的控制，呈现出逐渐加强的趋势，形成了前所未有的绅权大张之势。在清王朝精心设置的基层社会控制组织中，乡绅阶层由原来的控制对象变成了控制主体，这个历史性变动是随着清代社会结构的变迁而形成的，是清代社会结构变迁的历史特点之一。隋丽娟的《清末民初黑龙江少数民族新式教育述论》（《中国边疆史地研究》1／2003），探讨了黑龙江少数民族新式教育兴起的原因、发展历程，剖析了黑龙江少数民族新式教育的意义及其发展的不足。其中所反映出的新式教育的推广、普及对于提高民族素质和巩固边疆的作用与意义，于今仍有借鉴作用。麻秀荣、那晓波在《清代八旗索伦的骑射教育》（《中国边疆史地研究》2／2003）中指出，维护清王朝统治为宗旨的骑射教育，是清代八旗索伦历史活动的重要内容。从教育内容及其目标来看，通过贡貂之役、春秋会操、旗学教育等各种方式和途径进行的骑射教育，实质上是以马步骑射技能训练为主的军事教育。这种技能性的军事教育，不仅为清王朝培养了一支训练有素、能征善战的八旗劲旅，同时也对八旗索伦保持以渔猎文化为核心的民族特征，维系以骑射为特征的文化传统，起到了重要的保障作用。张正的《近代东北农民大起义的特点及意义》（《北方论丛》3／2003）指出，东北地区是清王朝崛起的故乡。为保证其特殊的地位与安全，清政府长期实行封禁政策与旗民二重制，加剧了东北的闭塞、落后，拉大了东北与关内沿海等地的差距，这在近代东北农民大起义身上也打下了深深的烙印。1860年在龙兴之地爆发的农民起义，进一步加深了清政府统治的危机，与关内农民大起义共同敲响了清王朝的丧钟。这次起义的重要意义在于猛烈地冲击了封禁政策，加速了东北土地开发，使东北闭塞的状况有所改善。王希亮的《评“一亿总忏悔”与“天皇退位论”》（《抗日战争研究》1／2003），指出战后初期，日本“战后处理内阁”为了维护天皇制的“国体”，相继抛出了“一亿总忏悔”和“天皇退位论”，旨在把战争责任转嫁在一亿国民的身上，从而掩盖昭和天皇的战争责任，逃脱联合国军事法庭的正义审判。该文就这两个谬说提出的目的、实质、影响及其美国占领军总司令部的“太平洋战争史观”予以剖析。张凤鸣的《试论黑龙江地区与沙俄的贸易》（《中国边疆史地研究》1／2003），将中俄双方贸易关系的历史分为五个时期，并依次探讨了各个时期贸易的性质、方式、规模、特点及对双方社会经济发展的影响。指出，近代以来双方的贸易关系虽然是在不平等基础之上建立的，但却极大地促进了俄国远东地区的经济发展，同时对黑龙江地区的经济发展也起了一定的促进作用。王永江的《试论太平洋战争中日本入侵缅甸问题》（《北方论丛》3／2003）指出，日本南进后，缅甸成为战略必争之地。1942年日本发动侵缅战争，对世界战争局势造成重大影响，其原因主要在于：从历史上看，一方面日本与英美等国在远东地区矛盾由来已久；另一方面它是日本军国主义发展的必然结果。从当时的国际形势看，它既是中日战争长期化的结果，也是欧洲战场上德军胜利的鼓舞。唐戈在《19世纪末叶以来俄罗斯文化在东北地区传播的主要途径》（《学习与探索》5／2003）指出，19世纪末叶以来俄罗斯文化在中国东北地区的传播，包括家庭、邻里、学校、单位等四种途径。俄罗斯在东北地区的移民不但规模大，而且移民的主要类型是贫民，特别是农民，从而使得俄罗斯文化在这一地区传播的力度要远远大于近代英、美、法、德等外来文化在中国其他地区的传播。王希亮的《论战后初期日本右翼势力的复活及其主要特征》（《日本学刊》2／2003），指出曾在日本对外侵略战争中发挥过重要作用的右翼势力所以能在战后初期很快复活，原因在于美国占领政策转换背景下东京审判和旧金山和约对右翼势力的宽容和放纵。复活后的右翼多具有披着和平民主外衣，不反美、暴力集团化、从事恐怖活动、积极参加选举等特征。薛子奇等的《近代日本满蒙政策的演变》（《北方论丛》1／2003）指出，近代日本满蒙政策从出笼到破产近70年，它的侵略目标是中国东北三省和内蒙古东部地区，分为两个时期，即：征服满蒙期和统治满蒙期。满蒙政策有三个特点：（1）侵略目标的确定性和不可变性；（2）侵略手段的军事性和强占性；（3）侵略过程的长期性和不间断性。车继红的《日本右翼宣扬“满洲国”是“王道乐土”之剖析》（《学习与探索》3／2003），指出近年日本右翼势力及其御用学者散布种种歪曲历史、美化侵略的谬论，其中“满洲国是王道乐土”一直被历史上日本侵略者及当今右翼势力所推崇和炫耀。从日本在中国东北长达14年殖民统治的历史和东北人民的悲惨生活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满洲国”是日本侵略者的“乐土”，是东北人民的地狱，任何谎言、狡辩是掩盖不了历史事实真相的。 （董　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