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学研究
专著有:黄任远的《赫哲那乃阿依努原始宗教研究》(黑龙江人民出版社),系统地剖析了赫哲那乃阿依努民族的原始宗教文化及其特点,形象地刻画出民族内心的精神世界。采用了大量一手资料,图文并茂,通过多层次、多方位的研究,揭示了民族与文化的关系、民族之间的文化交流和相互影响。专著还有张政文的《中西文学与文化论稿》(黑龙江人民出版社),杜萌若、张安祖、吴光正合作的《中国文学与文化论稿》(黑龙江人民出版社),张安祖的《占诗赏析》(黑龙江人民出版社),刘冬颖的《<诗经>与先秦历史文化研究》(黑龙江人民出版社),郭力的《20世纪中国女性文学生命意识》(黑龙江教育出版社)等。
论文有:张锦池的《<红楼梦>研究百年回眸》(《文艺理论研究》6/2003),认为20世纪是《红楼梦》研究成为当代显学的时期,这一发展过程分为三个历史阶段。小说批评派红学及考证派红学相辅相成而以文本研究为中心,将成为今后红学发展的方向,而这也包括了吸取索引派红学的某些合理内核。罗振哑的《解构传统的80年代女性主义诗歌》(《文史哲》4/2003),指出女性主义诗歌在20世纪80年代中期以“躯体诗学”对舒婷一代的替代,完成了性别意识的艰难蝉蜕与确证。它从女性隐秘的生理心理经验、性行为欲望和死亡意识三个向度上进行的黑夜意识笼罩下的躯体叙述,在冲击传统理性文学的同时找到了自己的精神空间。罗振亚的《90年代先锋诗歌的“叙事诗学”》(《文学评论》2/2003),为纠正20世纪80年代“不及物写作”的偏颇,修正诗与现实的关系,20世纪90年代先锋诗歌建构了独特的“叙事诗学”,其具体症候表现为走向日常诗意,进行“物”的本质性澄明,注重理性想像的“空间构筑”、“过程还原”与文本的包容性、语言的陈述性;这种“亚叙事”的优长和缺憾同样值得深思。关四平的《论<三国志演义>的悲剧与悲情》(《求是学刊》5/2003)认为,《三国志演义》是一部史诗性的悲剧作品,书中各色人物的悲情倾泻,既加重了作品的悲剧氛围,又冲刷掉了他们身上的神性光环或鬼域色彩,显露出活生生的“人”的鲜明个性,具有独特的审美价值。书中人物悲情与认识内容此呼彼应,珠联璧合;人物悲情与道德观念表里互衬、水乳交融;人物悲情与悲剧题材相辅相成、相得益彰等诸多方面,达到了相当高的艺术境界,具有典范的理论意义。陈一的《关于“广狭同词”现象的研讨》(《汉语学习》 3/2003),在考察大量语言事实的基础上分类说明现代汉语名词、动词、形容词及比词大的单位中都存在“广狭同词”现象,分析了具有广狭二义的词语入句后的几种基本情况,附带谈到问题的复杂性及加强相关研究的重要性。于茀的《文学对语言的依赖与消解》(《求是学刊》3/2003)认为,文学是用语言写成的,文学的物质媒介是语言,但是这并不等于说“文学是语言艺术”。文学在一定程度上依赖语言,同时又是超语言的。最终,语言要被消解,展示给读者的是作家审美经验所编织的世界。这是一个终点,作家和读者在走向她时又都必须沿着言语的路径。张景超的《莎菲:一个并不纯然的现代女性》(《学习与探索》5/2003),认为莎菲不是一个纯然的现代女性,她身上有较多的传统道德观念,还掺杂着偏激的“左”倾情绪。从女权主义角度说,她最终不过是以男权的方式反男权,使女性居于男性之上。她的身上浸透着一种自恋情结,这种情结使她必然在自我与他者、主体世界与客体世界之间造成紧张关系、极端对立的关系。张安祖的《论孟浩然诗歌“清”的审美意蕴》(《黑龙江社会科学》1/2003),认为孟浩然是中国文学史上以“清”著称的优秀诗人,作为重要的诗学概念,“清”在历史演变过程中积淀形成了丰富复杂的意蕴。一般论者在阐发孟浩然诗歌“清”的审美内涵时往往只强调其意境幽远、语言素淡等特点,而聚焦于久为人们所忽略的孟诗之“清”中蕴涵的“风骨”即力量之美的因素却旨在获得对于这一问题的更为全面而深入的理解和认识。张安祖和杜萌若的《<河岳英灵集叙>“神来、气来、情来”说考论》(《文学遗产》3/2003),通过对《河岳英灵集》中具体的作家评论以及《河岳英灵集叙》“开元十五年后,声律风骨始备矣”等关键词句的考察,揭示出了殷“神来、气来、情来”说的本来含义及其诗学理论在初盛唐诗学史中的独特性。胡元翎的《李渔拟话本篇首诗词浅探》(《求是学刊》4/2003),认为李渔拟话本的篇首诗,较之话本及早期拟话本,其随意性不见了,而代之以功能性的明确--概括主题;较之话本及早期拟话本,篇首诗被作者忽略的情况不见了,而代之以作家独特的创作个性,成为全篇不可或缺的一个组成部分。张晓琦的《当代文学创作基本格局的形成与发展》(《黑龙江社会科学》4/2003),对当代文学创作已形成的鼎足而立的三大种类,即主流文学、精英文学、大众文学进行了分析与探讨。喻权中的《长白山神话与中国东北诸族的文化取向》(《学习与探索》1/2003),认为东北古民族发生于长白山区域的神话,分别展现了他们在不同历史时期的文化面貌。这些神话揭示了他们以中原为原初地和文化取向,并不断主动地融入于中原文化的心理历程和发展脉络,从而在文化归属上阐明了东北古族中华化的历史文化动因。由省社科院郭淑梅、王为华等人共同完成的《黑龙江影视文化产业对策研究》报告,是黑龙江省最早关注文化产业化的一个号题性报告,对于黑龙江省发展文化产业的战略政策具有重要参考咨询价值。吴桂荣的《艺术创作中情感能量的积累与释放》(《北方论丛》4/2003),认为情感是艺术心理的基本要素,是艺术品产生的深层心理动因,艺术家的情感的积累必须源于生活,必须具有深层的理性思考。而情感的积累与释放是艺术家人生体验的直接结果,是“本我”的能量释放和“超我”的价值追求的一种综合性的艺术表现,是艺术家实现理想的过程中展示出的一种替代性的满足。马汉广的《金斯堡<嚎叫>与后现代意识》(《学习与探索》4/2003),认为金斯堡的《嚎叫》一诗开了后现代文学之风,就像当年艾略特的《荒原》开现代主义文学的一代风气一样。一方面《嚎叫》把一种独特的、反智性的、游戏的、狂欢的后现代意识带进了文学;另一方面作者以其对40、50年代文学的反叛精神和新的探索,以他自己的狂放不羁的个人生活为后现代文学注入了新的活力。刘自匪的论文《文学文本的双重二元对立结构》(《学习与探索> 2/2003),认为文学的基本内容是作家对社会生活的个性化的审美观照和把握,与此直接对应的表现形式是文学的整体艺术形象。文学艺术形象又是由具体的文学语言组织建构起来的,因此,文学语言是文学的艺术形式的形式,是文学的二度形式,而文学文本、文学作品则是一个由思想内容、艺术形象和文学语言三者相互关联构成的双重的二元对立结构。认识文学文本形式与内容的双重二元对立结构,对于进一步理解文学现象、文学创作、文学解读过程的本质、规律和方法具有直接的现实意义。 (郑 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