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00多年前，年鉴起源于西欧，始见于英国。“年鉴”一词，在汉语中，最早见于元代惠宗至正五年（1345）修撰成书的《宋史·艺文》中，载有“年鉴一卷”四字，但原书早已亡佚，后来又无人转载其中内容形式，因而我们亦无法断定它就是我国古代形式的年鉴。直至民国二年（1913），上海神州编译社出版了《世界年鉴》，这是我国近代出版史上的第一部年鉴，但那是一本摘译本，未能算是“国货”，是如假包换的“进口货”。民国十三年（1924）年商务印书馆出版了《中国年鉴》，这才是第一部反映我国资料的年鉴。

1995年，阳江市统计局出版了《阳江市统计年鉴》，这可以说是阳江市开天辟地以来第一部年鉴。2004年阳春市统计局出版了《阳春统计年鉴》。以上两本，是属于地方综合年鉴。2007年5月，阳江市地方志办公室阳江市年鉴编辑部出版了《阳江年鉴》（2001～2005），这也是一本地方综合性年鉴。1986年5月广东省教育厅出版了1949～1985年的《广东教育年鉴》这算是一本地方专业性年鉴。由于它是专业性年鉴，它就不再具备百科性了。年鉴不论在阳江还是在全国，都还是一株幼苗。

2006年5月18日国务院公布的《地方志工作条例》第三条指出：“地方志包括地方志书、地方综合年鉴”。“地方综合年鉴，是指系统记述本行政区域自然、政治、经济、文化、社会等方面情况的年度资料性文献。”由此可见，年鉴是地方志中的一个小类，它的性质是资料性工具书。

年鉴是逐年出版的，或者说是每年出版一次的，所以各地各种年鉴，在封面或目录里的“年鉴”一词译成英文时，多译成“YEAR BOOK”，意思就是“年书”或“年刊”。如1989年《广东年鉴》的光盘，1999年的《兰州年鉴》，2000年的《广州年鉴》，2001年的《东莞年鉴》，2002年的《阳江统计年鉴》，2003年的《罗定年鉴》，2004年的《潮州年鉴》，2005年的《肇庆年鉴》，2006年《汕尾年鉴》，2007年的《江门年鉴》，2008年的《揭阳年鉴》等等都是把“年鉴”一词译成“YEAR BOOK”的。几年才出版一本年鉴的，在年鉴后面加上个括号，注上某年至某年的，按理说都不算正规，都不必提倡。“YEAR BOOK”这个词，远在15世纪，西方就已经开始使用了。又由于年鉴的母体和前身，起源于西方的历书（ALMANAC）,所以，不少年鉴又把“年鉴”一词译成英文“ALMANAC”。如2004年的《惠州生活年鉴》，2007年出版的《阳江年鉴》（2001～2005）的目录，都是把“年鉴”一词译成英文的“ALMANAC”。这个词在西方始用于中世纪，甚至还可能比中世纪更早一些。

 一、年鉴的功能

年鉴与志书一样，都具有“资治、存史、教化”的功能。

年鉴属于工具书，它区别于其他工具书最重要的一个方面是它具有“鉴”的功能。“年鉴”的“鉴”有两层意思：一是镜子作用，即古人所谓的“以铜为鉴，可整衣冠”或者说“以史为鉴，可以知兴替”是也；二是借鉴作用，即古人所谓“前车之鉴”是也。

国务院前任总理朱榕基同志任上海市市长时曾为1990年出版的《上海经济年鉴》作过《序》。其中说到“《上海经济年鉴》以一年为横断面，生动地描绘了全市各行各业改革开放，生产建设的面貌，是一部上海经济发展史。它是我们已经走过的路程的写照，从中可以温故知新，知往鉴来。”其实朱榕基同志所说的“温故知新，知往鉴来”从某种意义上说，也是对“资治、存史、教化”的注释，从另一个侧面概括了年鉴的功能。正由于有这个功能，就显得年鉴的重要和社会对年鉴的需要。

1979年10月邓小平同志在与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负责人的谈话中指出：“编辑出版年鉴，很有必要。这是国家的需要、四化建设的需要。”

二、在中国封建社会里，根本不具备产生年鉴的气候和条件

我国年鉴的付梓问世，只有八九十年的历史。真正属于发展时间，恐怕还是近三四十年的事，即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的一段时间。

年鉴的发展与市场经济的发展是同步的。经济是基础，文化是上层建筑。一定的社会文化现象，总是与一定的社会经济条件紧密地联系着的，从我国过去几百年以至几千年的经济情况看，我国在过去封建社会里根本不可能具备产生年鉴的气候和条件。

中国过去是长期的封建社会，小生产者世世代代在分散的小块土地上从事农业生产，长期过着满足于自给自足的生活。地域之间甚至“鸡犬之声相闻，老死不相往来”。也不知天地之大，不知社会之所需，更无长期生产计划，生产者相互之间，生产者与社会之间，几乎只是在很小的范围内进行产品的交换。对社会上的事业，不需要了解什么，无需信息交换、传递。在科学、技术、文化等方面十分落后的情况下，整个社会的发展和变迁的节奏十分缓慢，相当长的一段时间，相当落后，甚至倒退。有时甚至怕变革，怕新思想、新事物。这样的意识形态，这样的思想状态，也就不可能形成产生年鉴的气侯和条件，也就不可能产生年鉴。

三、年鉴随着资本主义的发展而发展

16世纪以后，世界进入了近代时期，特别是17、18世纪以来，随着社会生产的发展，自然科学、技术科学、社会科学有了长足的进步，商品生产的社会化，对国内、国际信息的需求日益迫切。于是信息成了商品经济赖以生存和发展的条件，生产交换，流通等领域都把信息当作“先行官”和“引路人”，作为输入、输出信息的年鉴，便随着各门学科的发展，分化种类的丰繁，分类的细密，功能的多样，远远超出仅仅刊载天文、气象和一般的生产、生活知识的范畴，逐步成为记录许多专业学科的年度进展的资料书，成为社会进步和科学发展不可欠缺的工具书。从16世纪到19世纪，在资本主义相继迅速发展的英、美、法、德、意等国先后共出版了年鉴1700多种。日本在明治维新以前，就从欧州传入了年鉴。后来随着资本主义在日本的迅速发展，加快了日本年鉴的出版。单是1967年，日本就出版了年鉴2500种之多。

四、年鉴的种类

年鉴从大方面分，可分为综合性年鉴和专业性年鉴两种。

（一）综合性年鉴

综合性年鉴又可分为国家综合性年鉴和地方综合性年鉴两类。地方志所包括的是指后者。

1、国家综合性年鉴

国家综合性年鉴主要特点是资料内容囊括全国各行各业的情况，以综合反映为主，它收载入册的是全国性的重大事件、重大活动、重大成果以及经济社会发展的主要成就，从宏观上展现国家的整体形象。如《中国年鉴》《中国统计年鉴》《中国百科年鉴》等。

2、地方综合性年鉴

地方综合年鉴是以反映一个行政区域年度内的经济社会发展情况为主要内容的。

“地方综合年鉴”的“地方”，目前有三个级别。

①省、直辖市、自治区和国务院计划单列地区的综合年鉴。如《广东年鉴》《武汉年鉴》《北京社会经济统计年鉴》等。

②省（自治区）直辖市所辖地、州、市、城区综合年鉴。如云南省的《昭通年鉴》，广东的《阳江年鉴》（2001～2005），湖南的《长沙年鉴》，天津市的《南开年鉴》等。

③县（县级市）的综合年鉴。如《上海县年鉴》《萧山年鉴》等。

（二）专业性年鉴

专业性年鉴又可分为国家专业性年鉴、地方专业性年鉴。这种专业年鉴，不论哪一级的，都不具百科性。

1、国家专业性年鉴

国家专业性年鉴，必须是站在全国范围，以反映某一部分、某一行业、某一领域年度内的发展变化情况为主要内容，不具有百科性。其所反映的领域而言，仍然是对全国情况的宏观综合，是某一方面全国整体形象或基本面貌的展现。

全国专业性年鉴构成，根据《年鉴学浅说》中的分类，大致可划分为四类。

①经济类

反映全国经济活动或全国性的部门经济活动以及特定范围的经济活动为主要内容的年鉴。

②自然科学和工程技术类

它们以特定的领域为主要内容，对各自的学科或工程技术领域的现状、进展、成果、论著、创造、发明以及有关的学术活动进行全面系统的反映。

③上层建筑领域类

这类年鉴，当然不会反映社会物质生产和经济生活，而是反映上层建筑领域各部门精神产品生产和精神生活，直接为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服务。

④教育、体育、卫生类

这类专业年鉴，既不属于经济类和自然科学与工程技术类，又不完全属于上层建筑领域类，而是反映提高我国劳动者的素质（文化素质和身体素质）为主要内容。如《中国教育年鉴》《中国体育年鉴》《中国卫生年鉴》等。

2、地方专业性年鉴

地方专业性年鉴，它的类别划分，均与全国专业性年鉴的类别相对应。也是分经济类、自然科学和工程技术类，上层建筑领域类、教育、体育、卫生类。在某种意义上说，地方专业性年鉴是全国专业性年鉴的延伸和补充，只不过是层面不同而已。如《广东教育年鉴》（1949～1985）。

五、我国年鉴事业的发展

中国到了近代才开始有年鉴出版。年鉴是辛亥革命前后从国外传进我国的。当时东西方各种学说和出版物纷纷传入我国，国内新思想开始活跃，各种学术团体和书刊不断涌现。清穆宗同治三年（1846）出版过《海关中外贸易年刊》，一直至1948年停刊。宣统元年（1909）七月，奉天图书馆出版了《新译世界统计年鉴》。1913年上海神州编译社出版过《世界年鉴》，1924年2月商务印书馆出版过《中国年鉴》第一回（按：当时的“回”即后来的“期”），同年上海申报社也出版了《申报年鉴》，1928年北平社会调查部编纂出版了《中国劳动年鉴》。

1931～1937年，年鉴的编纂出版，曾有过短暂的发展，年鉴种类和出版单位也增多了。其中有国民政府办的，有省一级地方政府办的，也有民间办的。

1931年大东书局出版了《世界年鉴》，1932年，北新书店出版了《中国文艺年鉴》，1933年南京中国图书馆出版了《图书年鉴》，南京铁道部编印了《铁道年鉴》，上海现代书局出版了《中国文艺年鉴》，1934年南京国民政府编印《岁计年鉴》，上海出版了《中国外交年鉴》《中国教育年鉴》，中国教育电影协会出版了《中国电影年鉴》。1935年南京交通部编印了《交通年鉴》，上海中华保险协进社编印了《保险年鉴》，1935年上海出版了《中国经济年鉴》，1936年出版了《内政年鉴》、《航业年鉴》，1937年国民党国际事务局编辑出版了《中国年鉴》。在这段时间，也编纂出版过地方性的年鉴，如《广西年鉴》、《上海年鉴》。1936年还出版《英文中国年鉴》。

抗日战争时期，战事频繁，内忧外患、兵荒马乱、地方俶扰，任何工作都作辍无恒，即使在此艰难时日，年鉴的编纂出版仍然显得活跃，当时全国性的年鉴出版了如《中国财政年鉴》《中国金融年鉴》等十多种，其中多为官办，具有一定的资料价值。

此外地方性的综合年鉴和专业年鉴，也曾一度涌现出来。当时在各地都先后编纂出版过当地的综合性年鉴或经济、教育、卫生等专业性年鉴。

由于当时的反侵略战争和后来国内解放战争的原因，有些已经问世了的年鉴未能继续出版或出版得不正常。如《广西年鉴》第二回于1933年5月出版后，直至1944年12月才出版“第三回”。第二回与第三回出版时间跨度竟达11年多。而第三回的资料又从1942年开始收集，断断续续用了两年多的时间才出版。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1950年天津出版了《开国年鉴》，这是建国后问世的第一本综合性年鉴。

大公报社1950年出版了《人民手册》《世界知识》出版社于1953创刊《世界知识手册》，1958年改为《世界知识年鉴》这一时期还出版了《中国体育年鉴》《中国摄影年鉴》等少数几种专业性年鉴；翻译出版了《阿尔巴尼亚共和国年鉴》《德意志民主共和国统计年鉴》。文化大革命期间，上述年鉴先后停刊。在文化大革命十年中，仅有科学出版社在1973年翻译出版美国的《科学年鉴》一种。

1949～1978年12月这段期间，由于种种原因全国仅出版了不够10种年鉴，即使加上翻译出版的几种外国年鉴，数量上也少得可怜，这与蓬勃发展的新中国出版事业有点不相称。

1978年底的中国共产党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随着我国改革开放政策的贯彻执行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事业的蓬勃发展，我国年鉴出版事业开始进入生机勃勃的发展新时期，各类年鉴雨后春笋般破土而出。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随着思想解放，全国工作重点转移到经济建设上来，文化出版工作日益繁荣，年鉴的编纂出版也蓬勃发展。海外人士盛赞“中国出现了‘年鉴热’！”1980年出版问世年鉴和继续出版的年鉴六种，1981年新创刊的年鉴和复刊年鉴共12种，1982创刊年鉴13种，复刊年鉴共28种，1985年突破100种，1990年405种，其中综合性年鉴123种占30%，专业性年鉴282种，占70%。

进入上世纪90年代以后，年鉴学研究也有重要进展，在北京大学图书馆学情报学系开设了“年鉴学研究”课程，而且是为研究生开设的，有许多高等学校的“文献检索与作用”“中文工具书”“西方工具书”等课程中，也有了年鉴的内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