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松是东北抗日斗争的重要领导人，曾任中共吉东特委书记。他多次踏上宁安的土地，在统一战线、武装斗争和党的建设方面做出了不可磨灭的历史贡献。1935年10月杨松在莫斯科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机关工作。1938年后，任中共中央宣传部副部长，在延安创办和主编《解放日报》，并协助张闻天创办马列学院，是优秀的马列主义理论家和宣传家。因积劳成疾，英年早逝。毛泽东亲笔为他题写了挽联：“杨松同志办事认真，有责任心，我们应当记住他，学习他。”

一、纠正“左”倾关门主义错误，扩大抗日民族统一战线

1934年，宁安的抗日斗争形势十分艰难严峻。春季，中共吉东局遭到破坏，有一部分没有改造好的山林队叛变投敌。秋冬两季，日寇出动千余名日伪军对我游击区进行了连续大“讨伐”。与此同时，在吉东一带存在着“左”倾关门主义错误倾向。正当中共宁安县委贯彻中央《一•二六指示信》精神努力扩大反日统一战线，绥宁反日同盟军在宁安一带浴血奋战之际，1934年4月，共青团满洲省委组织部赵部长以中共满洲省委代表名义来到宁安，传达了省委关于反右倾的指示，把上层统战说成是“上层勾结”。7月，中共满洲省委向中共宁安县委发出《关于转变政治路线错误及对目前几项具体任务》的指示信，错误地批评宁安县委在整个工作路线上完全执行右倾机会主义路线，没有丝毫下层工作的转变，绥宁反日同盟军是“上层勾结”的典型。在这种反右倾思想指示下，发生了不少“左”倾错误行动，贯彻反日统一战线的方针政策遇到了阻碍。

时任中共宁安县委书记的李范五回忆道：当时，为了反击日寇的大“讨伐”，我与周保中、胡仁在“平日军”密营刚刚开完军事会议，我因重病返回当时县委机关所在地——邓家油坊，边养病边开展驻山区的党、团和反日会的工作，以及组织群众给山里的游击队送给养、弹药和情报，指导游击队反“讨伐”。一天有个半大小子跑来对我说：“你不是老咳嗽么，外边来个看病先生。”我从窗玻璃往外一看，果然从外边走进来一位老先生。他手提一个破旧的药包，戴着眼镜，留着八字胡，穿一件深灰色的长袍，举止潇洒，神态宁静。他一进门坎，就对坐在南炕上邓大娘请个安，介绍自己是个种花先生（种牛痘），说老人家身板挺硬实，问家里几口人，孩子都种过花没有？由于他态度诚挚，净唠些庄稼话，颇受邓大娘的喜欢。这时，我一阵咳嗽，打断了他们的谈话。他急忙回过头来问我：“你是这家的老弟吧？看你的面色很不好，势必是久病缠身。来，让我先给你摸摸脉，说对了病情，你吃我的药，说的不对，算我歇了脚，傍黑我还要赶到东京城去。”

他一口浓重的南方口音，当地群众叫他南蛮子。那年月，在宁安一带常有一些从南方来的阴阳先生（看风水采坟地）和江湖医生。但是我听了他上边一席话，不由得猛地一怔，心想：难道他就是省委派来的巡视员吴平同志？因为在这以前，我就从交通员那里接到了省委的通知，说省委派一名巡视员到吉东，近日可到宁安。交通员的接头暗语正是他上面说的那套话。于是我按照约定的暗语，随手将棉被披在身上，说：“庄稼人头痛脑热的算个啥病，干点活，出身透汗啥病都好了。”他上前一步，高兴地握住我的手：“你就是李大个子！”我点点头。他说：“听交通员说你住在这里养病，我专程来看你”，经过相互介绍，这位种花先生果然就是受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委派，以满洲省委巡视员名义来宁安巡视工作的杨松。

当晚，杨松不顾旅途的疲劳，详细地听取了李范五关于宁安推行抗日统一战线、建立武装、党团组织以及反日会的情况的汇报。他听完李范五的汇报以后，认为宁安的抗日工作有成绩，但是，在统一战线工作上，存在着“左”倾关门主义的问题。并且说，在他到宁安之前，花了两三个月的时间去了密山、穆棱等县巡视，按照上级的指示精神，及时地纠正了那里的“左”倾错误，整顿了县委组织。他说：现在东三省与国民党统治区不同，东三省已经由半殖民地变为殖民地，因此，民族矛盾上升为主要矛盾，所以这里不仅工农起来抗日，还有救国军、自卫军余部和山林队等强大的抗日武装也都积极抗日，万万不可把他们关在门外。只要他们打日本，我们就应该主动地去联合他们，在磐石、珠河等地区正是因为抗日统一战线工作开展得好，所以一年来，他们取得了很大成绩。虽然宁安县委领导广大群众进行了积极的反日工作和英勇斗争，如果不是受到“左”倾错误干扰，你们的党团组织、武装力量会比现在发展得更迅速，更强大。

久旱逢甘露，杨松正是在宁安县委处境十分困难的时候来到宁安。为了贯彻执行杨松传达的各项指示，宁安县委于1934年12月20日召开了扩大会议，作了《关于纠正“左”倾关门主义错误及目前工作任务问题的决议案》，并对各项工作做了具体安排，杨松在县委扩大会议上，明确指出：目前东北党的主要任务是努力扩大抗日统一战线，反对“左”倾关门主义，加强领导抗日武装斗争，实行全民的抗日统一战线，必须普遍地与各种抗日武装队伍建立下层与上层统一战线，对伪军、伪自卫团的上层也要进行争取工作，努力去争取可能与我们合作的成份，使他们少反对我们或者中立，这对我们也是有利的。

宁安县委扩大会议召开，标志着宁安县的工作走上了一个新的阶段。它拨开了党员眼前的迷雾，认清了前进的方向。宁安县委扩大会议的决议精神，象一股强劲的东风吹到了四面八方，使得宁安各地的抗日烽火越烧越旺。

二、整顿县委组织，组建中共吉东特委

经过杨松几个月艰苦细致的工作，在整顿和加强密山、穆棱、宁安县委组织的基础上，于1935年2月在宁安五区的牡丹江成立了中共吉东特委，以代替被撤销的中共吉东局。杨松任特委书记，孟泾清、李范五为特委委员。中共吉东特委名义上归属中共满洲省委，实际上由在莫斯科的中共代表团直接联系。中共吉东特委下辖饶河中心县委、宁安、穆棱、密山、勃利、依兰县委和东宁区委，特委机关设在牡丹江（后因形势需要，于10月迁至宁安县马莲河，在牡丹江设接头地点）。

1935年5月，杨松再次来到宁安，调李范五任中共吉东特委组织部长，中共宁安县委书记由原共青团宁安县委书记张中华接任。

为掩护特委开展工作，杨松在牡丹江开个小杂货店，由伙计小王为他站柜台，他一般很少出头露面。李范五是面包铺的掌柜，雇了个面包匠，店铺由他经营，吉东团委书记张林是玻璃匠，经常背个玻璃箱子走街串巷，分别以各个体的合法职业为掩护开展工作，中共吉东特委成立后，巩固和发展了党在吉东地区的领导，并逐步地扩大了抗日武装力量，同时布下了一张神奇的交通网，在牡丹江德发客栈、新立屯邸家豆腐坊、磨刀石车站、林口石印局、平阳镇东窑地建立了5个交通站，在原绥芬河国际交通站的基础上，又新建了密山半截河裕成当铺国际交通站，成为与中共满洲省委和中共代表团联系的重要枢纽。

三、将绥宁反日同盟军改编为东北反日联合军第五军，把以宁安为中心的抗日游击根据地扩大到整个绥宁地区

中共宁安县委扩大会议结束后，杨松决定到宁安各抗日根据地巡视，由张林前往陪同。据《杨松传》记载，他们首先来到小牡丹，又南行100多里来到胡家沟。过江奔牛场，经城拐角、响水、东莲花、西莲花、小朱家、太平沟、西沟、小马河，最后落脚在小河套。接着又来到八道河子和镜泊湖西岸的老黑山密营，会见了周保中、李荆璞、张建东等，商谈了部队改编事宜。在卧龙河小南沟听取了宁安县委书记张中华的汇报，在狍子沿邓家油房住了几日，杨松由于咳嗽哮喘、又发烧，被张中华物色的交通员小“罗锅”和反日山林队装扮的“伪兵”送到宁安县城，再由李发安排，在一名共产党员家中养病，疫愈后告别了李范五，杨松同小“罗锅”等沿着缸窑向东攀上簸箕掌，过了小东岔，来到二间房，奔穆棱而去。

1935年1月，根据杨松传达的中共代表团关于东北反日部队统一编制的指示，为使绥宁地区的反日部队成为中国共产党直接领导下统一编制、统一指挥的抗日武装力量，中共宁安县委和绥宁反日同盟军党委决定，将绥宁反日同盟军改编为东北反日联合军第五军。2月10日，《绥宁反日同盟军改组为东北反日联合军第五军成立宣言》在八道河子正式发表，同时组成了军部和党委会。军长周保中，副军长柴世荣，政治部主任胡仁，参谋长张建东，第五军下辖两个师，第一师师长李荆璞，第二师师长傅显明，全军共7个团19个连（其中第七团和警卫连由军部直属），共936人。

根据中共宁安县委扩大会议关于“加强队伍中的政治工作”和应用“朱、毛的经验”实行游击战争的战略战术，机动灵活地粉碎日伪军围攻的指示，五军一师组建后即在南湖头的房身沟召开会议，成立了师党委（团设总支，连设支部，排、班设党小组），并进一步总结出“五打五不打”（即打敌人薄弱环节，不打攻坚战；打机动灵活仗，不打硬仗；打便宜仗，不打消耗仗；打伏击仗，不打遭遇战；打有准备之仗，不打盲目仗）的游击战术原则，从而提高了部队的政治素质和军事指挥水平。

东北反日联合军第五军成立后，在宁安先后与日伪军进行数十次战斗，屡获胜利。这些战斗主要有3月16日长岭子遭遇战，3月21日蛤蟆河战斗，3月27日袭击二道河子日军守备队的战斗，4月24日卧龙屯之战，4月3日 南沟伏击战，4月10日宁敦公路袭击战，4月15日上马莲河袭击战，4月30日葡萄沟迎击战，5月4日袭击六道河子车站，还有一师在石门子、庙岭与日军作战，在开辟西北山新游击区过程中与日伪军进行的数次战斗，以及二师5月袭击马厂日本国道局和石头河子车站的日本守备队，这些战斗均获胜利，部队迅速发展壮大，仅一师就由200余人扩大到千余人，几乎增加5倍。东北反日联合军第五军经过半年多的战斗，在宁安开辟了新的游击区，但由于活动区域狭小，又面对3000余日伪军的进攻，有孤军作战被敌包围的危险。

1935年5月7日，杨松以中共吉东特委和中共宁安县委名义写信给第五军党委，建议应分兵两路，向南打通与南满人民革命军第一军，东满人民革命军第二军的联系，向西打通与第三、第四军的联系，以便各军协同作战，化被动为主动。根据杨松的建议，第五军除一部分留宁安外，将主力编成东西两支派遣队。5月，在胡仁率领下的东部派遣队在穆棱、勃利县境活动，扩大了政治影响，分散了敌人的兵力，减轻了对宁安留守部队的压力，为后来第二、第五军继续北征奠定了坚实的基础。8月，由柴世荣、李荆璞率领的西部派遣队活动在敦化、额穆、宁安三县交界处，开辟了新的游击区，宁安留守部队也在东南山、西北山等地打击敌人。在一年多时间里，第五军在周保中指挥下历经曲折，终于转危为安，使游击区由宁安扩大到整个绥宁地区，使第五军作为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东北地区抗日部队的主力之一，在东北抗日斗争史上谱写了不朽的历史篇章。

1935年9月下旬的一天，杨松通知李范五到宁安五区的牡丹江边拢木排的地方等他，杨松站在轻轻摇摆的木排上，久久地凝望着大江两岸的广阔原野和稀稀落落的村屯，眼里露出依依惜别的神色。尽管他在宁安一带战斗的时间不长，但对这里的人民和大好河山有着深厚的感情。过了许久，才转过身来对李范五说：“老李，上级党决定调我回莫斯科，同时也决定由你代理吉东特委书记。”从此，杨松离开宁安。

1935年11月，根据中共代表团的决定，杨松写信给负责东北党组织联络工作的杨春山（斯达干诺夫），通知有关撤销满洲省委，成立东满、南满。吉东、北满四个省委和哈尔滨、奉天两个特委以及干部配备和调动等问题的决定。并在巴黎《救国时报》上发表了《论东北人民反日统一战线》的文章。1936年2月，杨松起草并发表了《东北抗日联军统一军队建制宣言》，为后来东北抗日联军的组成以及以此为标志的抗日武装统一战线的形成奠定了良好的基础，为东北抗日武装统一战线做出了重要贡献。□

（作者单位：中共宁安市委党史研究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