各位领导、各位嘉宾：
你们好。今天在这里举行纪念我的祖父，回族革命烈士马骏牺牲90周年报告会，我作为马骏烈士的长孙，能够出席这次报告会感到非常荣幸，能够出席这次报告会也是我们家族的光荣，更是我们对革命先烈的深切缅怀。尽管我没有见过爷爷，但从幼年起，我就在奶奶身旁经常聆听到奶奶讲述爷爷的革命经历，讲述爷爷和敬爱的周恩来总理、邓颖超奶奶之间的革命友谊。在我幼小的心灵中，我就知道爷爷是一位顶天立地的大英雄，知道爷爷在京津地区，学生和各界群众中还有一个更响亮的名字叫“马天安”。随着年龄的增长，以及后来又踏着爷爷的足迹迈进南开大学校门求学，寻访爷爷在京津的革命遗址，拜访爷爷的同窗校友及革命战友，爷爷的音容笑貌，爷爷的革命经历，在爷爷身上体现的共产党人的爱国主义精神，对理想信念坚定不移的追求精神，在残酷斗争中将生死置之度外，无惧无畏的献身精神，深深的印在我的脑海中。
爷爷出生在内优外患的旧中国，青少年时期就有救国救民的愿望。年少立志“当兹求学的时侯，勤勉修己，将来身入社会以救中国”“我们的志，是要同心协力去救中国”。他不但这么说，也是这么做的，时刻将爱国，救国变成自觉行动。
1915年8月爷爷考入南开学校，在南开期间，爷爷是学生运动的组织者和领导者。他学习成绩优异，品学兼优，积极参加各类文体活动，组织“自治励学会”，创办新剧社，创办了以周恩来为主编的“天津学生联合会报”，用各种形式在校园和社会中宣传爱国反帝思想，在天津的学生界和社会各界中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与此同时，爷爷和周恩来由于理想信念相同，志趣相投，在共同的校园生活和社会活动中彼此相识、相知，使两人结下深厚的革命友谊，并成为校友。
1919年“外争国权，内惩国賊”反帝反封建的“五四”运动首先在北京爆发了。为声援北京爱国学生的斗争，爷爷积极参加实际斗争。他不怕反动统治者的迫害，始终站在斗争的最前列，组织指挥天津各界爱国学生和各界群众的游行、示威、请愿、罢课、罢市等爱国行动。当时刘清扬、邓颖超、郭隆真等女同学也发起成立了“天津女界爱国同志会”，和男同胞一起积极开展抵制日货运动，劝导商家不卖日货，动员群众不买日货。
1919年6月，在天津商界抵制日货罢市期间，有些商家未经天津各界同意，自动开市了。引起学生联合会的不满，爷爷和数名学生代表去商会质问商界。在质问期间一个唯利是图的奸商问爷爷：“你是何处人？天津有无财产？”言带讽刺。爷爷反驳说：鄙人是吉林人，天津无财产，鄙人有生命，有热血可以流于诸君面前，激发你们的爱国热情。说毕，挺身而出，昂然向大柱子碰去，当即血溅商会，昏死过去。爷爷的义举使在场的商界理事大受感动，并立即坚持罢市。很快成立了天津各界爱国联合会，有力地推动了天津等地反帝爱国斗争的蓬勃发展。
1919年8月为了声讨山东卖国贼，回族败类马良的罪行，山东代表汇同天津各界公推刘清扬、郭隆真等10名为代表进京请愿和北京瞿秋白等代表齐集新华门前要求徐世昌总统严惩卖国贼、侩子手马良。徐世昌置群众要求不顾，公然下令拘捕了请愿代表。消息传来，爷爷率千名同学赴京与各地万名学生汇合到新华门前请愿，要求政府罢免马良，并营救此前请愿而遭被捕的同学。由于反动政府拒绝接见学生代表，三、四千名学生聚集在新华门前不散，反动政府出动军警进行镇压，学生群众被赶到天安门金水桥一带，坚持了三天三夜的斗争。军警知道爷爷马骏是主要领导人，用枪托和皮鞭欧打学生群众，威逼学生交出他，但同学们都不肯指出谁是马骏。爷爷不忍同学们受到殴打，就挺身而出，随即被捕。爷爷等人被捕后，8月28日周恩来又和天津数名代表来京声援为营救被捕代表而斗争。三天后，8月30日在全国人民的抗议和在各界舆论的呼吁下，经过斗争反动当局被迫释放了爷爷等学生领袖。这次斗争后，爷爷在天安门前斗争的事迹广为传颂，周恩来等同学都亲切地称他为“马天安”。
1919年9月16日，马骏与周恩来、刘清扬、邓颖超、郭隆真等二十多名进步男女青年成立了严密的组织，马克思主义进步团体《觉悟社》，它是我国最早的马克思主义小组之一。它的成立对于研究和传播马克思主义，推动天津人民爱国斗争的深入和培养革命骨干起了积极的作用。1919年11月16日福州学生在焚烧日货时惨遭日本帝国主义者的枪杀，制造了震惊全国的“福州惨案”。为了抗议“福州惨案”和加强抵制日货活动，在《觉悟社》的领导下，天津各界人民举行声势浩大的集会和游行，天津学生的爱国运动更加深入，抵制日货的斗争也日益激烈，天津反动当局却更加残暴的对学生运动进行镇压。1920年1月，天津学生联合会和各界联合会先后被查封，禁止活动，并先后拘捕了学生和各界代表马骏、周恩来、郭隆真、马千里等26人。听说爷爷被捕后，太爷马喜贵来到天津去营救。太爷到天津后，托友人帮助见到天津警察厅长杨以德，杨以德对太爷说：“你只能见你的儿子，你把你儿子领回去吧，不要让他再闹事了。”太爷坚定的对杨以德说：“我要见就见全部被捕学生，我儿子和那些年轻学生抵制日货的行动都是爱国的行动，他们没有错，我不会只见我的儿子，更不会只领走我的儿子，你厅长必须全部放人。”杨以德只好同意让太爷探监看望了被捕的26名代表。探监时爷爷对太爷说：“国家将亡，谈何读书......倘大家同为救国，理应奋斗到底，如中途止步，必成爱国大众之罪人！我想家父不愿意我成此罪人。”表达了要把牢底坐穿，斗争到底的决心，太爷为此深受感动，坚决支持儿子的爱国行动。同时太爷也将天津各界社会舆论和社会正义力量支持学生爱国运动的情况带给狱中代表，极大的鼓舞了狱中代表的意志。周恩来对爷爷说：“老爷子真是一位开明的爱国志士。”爷爷和周恩来等人与在外的同学密切配合，为改善待遇，并要求公开“审判”，进行了多次斗争，并进行了狱中绝食。斗争持续半年之久，迫于各界舆论的压力，反动当局被迫公开开庭“审判”。在法庭上，爷爷和周恩来慷慨陈词，审判法庭变成了声讨反动当局屈辱卖国的战场，令法官瞠目结舌，理屈词穷，最终当庭释放了各界代表。爷爷等26名代表被释放后，留日同学赠给爷爷一枚金质纪念章，纪念章上镌刻有“遹泉奋斗纪念，留日同学会赠”。在这次长达半年的拘禁中，周恩来写了“警厅拘留记”这本书，详细地记录了他们在狱中进行斗争的情况。
经过爱国斗争的洗礼，使爷爷马骏更加成熟坚定，1920年下半年，爷爷作为京津学生的代表到上海参与组织领导上海各界群众的爱国反帝斗争，并被推选为全国各界联合会驻沪常务理事。同时爷爷在上海参加了社会主义青年团，同年很快又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当年11月，周恩来、刘清扬被觉悟社派往巴黎。
1919年《觉悟社》成立后不久，爷爷曾回过家乡，宣传马克思主义，并和奶奶结婚。行前周恩来送给爷爷奶奶一对楠圆形玻璃镜子和两条毛被面（一红、一绿、后被国家博物馆征集去），并且还带来嘱咐婚礼从简，破旧立新，不行大礼，不讲排场，废除宗教礼仪。爷爷奶奶照办了，这在当时是很不容易的。从这件事上也可以看出爷爷和周恩来之间的革命友谊是多么的真挚深厚。
1921年末至1925年，受党的委派爷爷回东北进行建党活动，在哈尔滨、宁安、吉林等地宣传马克思主义，从事党的地下工作，在家乡宁安建立了东北地区第一个党小组。
1925年10月受党组织派遺到苏联莫斯科中山大学学习期间担任中山大学学生公社（学生会）书记，与他同期的学员有王稼祥、张闻天、邓小平、杨尚昆、左权、伍修权、朱瑞、陈昌浩、乌兰夫、陈绍禹（王明）、蒋经国等人。
1927年，蒋介石背叛革命，发动了“四・一二”反革命大屠杀。同年夏天爷爷奉党中央调遭回国担任中共北京市委书记兼组织部长，负责重建北京党组织工作。同年12月不幸被捕。1928年2月15日在北京天桥光荣牺牲。牺牲时年仅33岁。
爷爷牺牲后，奶奶在回族同胞的帮助下，冒着生命危险，抢回了烈士的遗体，在北京朝阳门外清真寺按回族风俗为爷爷做了洗礼，并将其安葬在朝阳门外南下坡（现日坛公园内），并在烈士墓周围种了10棵松树。爷爷牺牲了，反动当局却不甘罢休，想方设法要迫害奶奶和爷爷留下的三个子女。奶奶没有被反动当局的威逼行为所吓倒，将爷爷参加革命的有关遗物都藏在家中的墙缝中，将三个子女隐姓埋名，自己靠给别人做针线活的微薄收入供养三个子女，将他们培养成人，都送上了革命队伍。
1945年8月抗战胜利了，东北民主联军和苏联红军解放了宁安。奶奶将一块红色包袱皮绑在一根竹杆上并将其插在自家的大门口，欢庆解放，从此奶奶和三个孩子才敢说出自己的真实姓名和身份。
爷爷牺牲后，党和人民给革命先烈以极高的荣誉。给烈土家属以无微不致的关怀。1945年在党的“七大”上，爷爷被审定追认为革命烈士。当年东北民主联军总政治部为家属颁发了“烈士家属证书”。1952年中央人民政府又为家属颁发了经毛泽东主席亲笔签发的革命烈士家属证书。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政部于1982年11月再次给家属颁发了“革命烈士家属证书”。
爷爷牺牲后，周总理当年十分怀念自己的老同学和亲密战友。由于当年的革命形势和斗争环境所限，在党的“六大”后曾委托东北地区的地下党组织寻找过烈士的遗属，但都因奶奶和三个子女隐姓埋名的缘故没有寻访到。1947年东北解放初期，当时父亲和叔叔因工作变动，家又都从宁安搬到了哈尔滨。直到1950年在哈尔滨才寻访到烈士遗属。周总理委托他和爷爷的共同战友刘清扬奶奶先和家属取得联系。1949年9月北京刚刚和平解放不久，奶奶十分惦念爷爷的墓，派我爸爸前去北京给爷爷扫墓。爸爸到北京一看，爷爷的墓因多年矢修，坟上杂草从生，墓碑也已风化，碑上所刻“马骏之墓”也看的不十分清楚了，原来种的10棵松树也仅剩下5棵。爸爸又按回族的风俗习惯重新修缮了爷爷的墓，新立了刻有“马骏之墓”的石墓碑，风化的原墓碑埋在新立墓碑下边。爸爸在修缮前后都照了相拿回家给奶奶看，但所照相片，不知何故家中丢失了。1950年深秋，家中接到朝外清真寺的来信，信中告我们爷爷的墓已被国民党敌特破坏，坟包被扒开很大一部份，他们已将此情况向北京市人民政府作了汇报，北京市在1951年上半年决定重新修复爷爷的墓。
新中国成立不久在爷爷牺牲二十三周年时，党和国家首先为爷爷的烈士墓在原地进行了重建。新重建的烈土墓的墓铭誌和碑文是由时任政务院副总理的郭沫若亲笔题书的。1951年9月重建的烈士墓落成，并举行了隆重的公祭仪式，奶奶、叔叔带我和弟弟马为华应邀参加了烈士墓落成典礼和公祭仪式。公祭仪式由北京市负责，国家民委、民政部、北京市有关领导、爷爷生前战友，北京各界群众代表等数千人参加了公祭仪式。在烈土墓重建期间，周恩来总理十分关心，多次询问重建情况，并请有关领导转告奶奶，在北京多住几天，总理抽空要看看奶奶，并邀请奶奶和叔叔参加了建国二周年的国庆观礼。由于建国初期总理的工作万分繁忙，多等了十几天也没空见，叔叔单位工作人员紧缺，多次来信催着回哈，所以我们不能再等了，于10月中旬离京返回哈尔滨了。（我爸爸代家人给爷爷立的墓碑现存放于朝外清真寺内）
1958年2月北京市人民政府在爷爷牺牲三十周年之际要举行纪念活动，邀请家属来京参加。2月4日婶婶和我及弟弟马为公陪同奶奶应邀来京。叔叔因来京参加人事工作会议，2月7日晚上来到北京，也参加了纪念活动。2月14日在北京市民政局礼堂举行了纪念仪式，北京市有关领导和爷爷生前战友参加了纪念活动。2月15日在朝阳门外清真寺又按回族的风俗举行了纪念活动。
在纪念活动之前，周总理听说奶奶应邀来北京了，在2月7日上午委托爷爷生前战友，中央统战部常务副部长于毅夫转告奶奶，2月8日请奶奶到中南海西花厅作客，总理要看望马骏的家属。1958年2月8日上午11时许我们由于毅夫副部长陪同来到了中南海西花厅，我们到达时，邓颖超奶奶站在门口台阶下迎接我们。邓奶奶拉着奶奶手，一边往屋里走，一边说“马大嫂，恩来还在开会，我先陪你们说话。”到屋后，邓奶奶请我奶奶坐在主宾位置上，和奶奶唠起了家常，唠叨起了爷爷，问寒问暖。那天陪同我们的还有爷爷的老战友刘清扬，张友渔，韩幽桐。落座没有十分钟总理来了，那天邓奶奶由于身体不舒服先走了，临走时亲切地和奶奶说：“马大嫂我今天不能陪你吃饭了，我特地为你点了个菜，是米饭你尝尝。”总理一见到奶奶，双手紧握奶奶的手，好半天说不出话来，眼含热泪地的说：天安他们用鲜血和生命换来的幸福生活，我们享受了......。
奶奶激动的向总理说：“谢谢总理关心。”随后奶奶向总理介绍，这是我的二儿子和二儿媳，指着我和弟弟说“那是两个孙子”。总理和我们一一握手，总理握着叔叔的手说：“我看着你，我就想起你的爸爸来，你的脸型和你爸爸一模一样，你爸爸的手势声音，我一闭上眼睛，就在眼前”。总理握着婶婶的手问：你干什么工作？婶婶回答说：当小学教员。总理说：小超也是小学教员出身，这是个很光荣的工作。总理走到我身边，我非常激动且紧张，我双手去握总理的手激动的只说了一句话：“周爷爷好”。随后总理对其他陪同客人说：“你们是熟人，不握手了，都请坐吧”。
总理记得和爷爷在一起的许多往事，他时而侃侃而谈，时而若有所思，时而沉痛叙述，时而谈笑风生。我们为总理惊人的记忆力赞叹，更为总理对革命先烈的深厚感情所感动。谈话中周总理不仅关心烈士家属的生活，后人的工作，孩子们的成长，也非常关心烈士墓的安置。当时总理对奶奶说：“有件事我想征求下你的意见，我想将天安的烈土墓迁至八宝山革命公墓去，你看怎么样？”奶奶说：“我首先感谢党和人民给予马骏的极高荣誉，感谢党和政府给予烈士的亲切关怀，我不想再给国家增添负担了，如果对北京市的规划没有影响情况下，就让马骏在此安息吧，我来看他也方便，当然最后还是要听总理的安排。”总理听后说：“马嫂子，天安的墓就按你的意见办，不动了。”爷爷的墓在总理的亲切关怀下一直就留在了日坛公园内至今。时至中午，总理设清真宴席招待我们。总理风趣的说：“都是清真的，筷子也是清真的，全是你们牛街老回回做的。说罢，总理请奶奶坐上席，奶奶不肯坐，其他陪客也都不肯坐主宾席，总理说：”这里是我的家，你们是客人，总理坚持坐下席。我当时是年轻的孩子，有幸坐在总理身边的右侧。在吃饭时总理不断地给我们夹菜，有说有笑，使我们一点也不感到拘束。我们知道总理工作很忙，每天休息的时间很少，当时正是午休时间。饭后奶奶说：“请总理休息吧。”总理不让走挽留我们再坐一会，总理说：“怀念烈士也是工作。我和你们说话就是休息，饭后，总理又和奶奶唠了一会儿家常。总理问：“你们在哈尔滨住的是道里还是道外？”，奶奶说：“大儿子住在道外，我和二儿子住在道里”，由于总理是苏北家乡口音，总理把“道外”说成“道拜”。弟弟为公听后插话说：“不是“道拜’是‘道外’”，为公给总理改正发音，总理当即对为公说：“你还敢给我摆文啊！”引起在座的客人都笑了。片刻之后，摄影师来了，总理邀请在座的客人一同合影留念，充分表达了他对爷爷的深情厚谊。要照相时，我来回走动不知道自己站在那里合适，总理看到后说：“你个子挺小的，别动了，”一把就将我拉到他的身旁。集体合照后，弟弟为公很活泼，在屋内来回跑了起来，他跑到总理身边时，总理把他抱了起来，这时摄影师马上回头抢拍了这个非常有纪念意义的镜头。这时时间已到了，总理要去工作了，叔叔为总理拿过大衣帮总理穿上。奶奶和总理话别，感谢总理在百忙之中接见我们，感谢总理对马骏及家属的关怀。总理一直把我们一行送到门口，直到上汽车，当汽车门要关上的那刻，总理又大声叮嘱说：“以后经常来，有困难一定要告诉我。”
文革期间，周总理和邓颖超奶奶非常关怀我们家庭，责成专人联系照顾我们。
1966年11月我曾两次作为天津的学生代表受到总理的接见。11月22日下午4时第一次接见时，总理逐个点名被接见的学生代表，当点到我的名字时，总理指着我说：“这是一个少数民族学生，他的爷爷是革命烈士，当年是天津各界反帝爱国斗争的领导人之一，擅长讲演，讲话非常有煽动性”。总理谦虚的说：“他讲话、比我强”。这次接见长达7个半小时直到夜11点半。接见临结束时，总理把我留下来，关切地询问我的奶奶身体情况和家里情况，并让我代他问侯奶奶。我当即向总理汇报说：“奶奶和家里都很好，谢谢总理关怀和惦念”。随即我向总理说：我有几个弟弟妹妹来北京串联，行前奶奶嘱咐他们有机会代她去看望周爷爷。总理听后马上让我留下在北京的联系方式，让我们等几天。1966年11月27日总理秘书，赵炜来电话告诉我，今天上午10点钟去人民大会堂从东大门进去，总理要看望你们兄妹几人。放下电话我就联系弟弟马为华、马为平，不巧这时他们俩人已经上了返回宁夏的火车，我当即到北京站，用铁路电话通知青龙桥车站，让他们下来，我用车去接他们，但返回来以后，已经错过了总理约定的时间。当时我也知道时间肯定来不及，但我想先接回来再说，回来后，我随即给赵炜打电话告之详情，并接受赵炜的批评，并请赵炜阿姨向总理转达我们失信的欠意，影响了总理的工作和体息。又过了三天，赵炜通知我们11月30日上午10时去中南海北门，从那里进去西花厅，邓奶奶要看望你们，这次是我和弟弟马为华、马为平、妹妹马为娜四人去的西花厅。到西花厅后，邓奶奶让我们兄妹四人坐在一排，仔细看看我们，我们代奶奶问候周爷爷，邓奶奶和身体情况。邓奶奶说：“周爷爷工作很忙，每天只能体息二、三个小时，让我来看看你们，并代周爷爷问候你奶奶和你们全家好，你奶奶过去支持你爷爷闹革命，我们都知道，她很多金银首饰，都让你爷爷闹革命用掉了，你爷爷被捕后，她冒着生命危险去营救，独自一人在家抚养三个孩子，真不容易呀，你奶奶是一个伟大的母亲。她为革命做出了贡献，非常不简单，你们一定要好好孝敬你们的奶奶，......”我们每次去西花厅，周爷爷和邓奶奶都嘱咐我们许多话，多年的交往，我们深切的感受到他们老一辈对他们的战友，对烈士们的亲属是多么无微不致的爱护和关怀。时至今天，回想往事，我们内心仍然非常不平静。周爷爷和邓奶奶对我们的谆谆教导，时时在激励和鞭策着我们。
1958年，叔叔和父亲，先后都从哈尔滨调到宁夏回族自治区支援边疆少数民族工作。总理听说后，很高兴，曾来信讲了党的民族政策，讲了成立民族自治区的意义，讲了毛主席对民族自治区的关怀，并鼓励他们好好工作。
1961年为了征集革命文物，奶奶曾两次到周总理家。总理对这个征集工作非常关心，每件文物，他都亲自审阅、鉴别，并且耐心讲解。许多烈士名字、别号、经历，总理都记得十分清楚。总理满怀深情缅怀着烈士的事迹。总理嘱咐奶奶叔叔和参加征集文物的同志一定要把这项工作做好，要让年轻一代知道革命胜利来之不易，要让他们把烈士用生命换来的社会主义祖国建设好，保卫好。可是总理非常谦虚，他把征集来的自己的诗书，信件、照片等革命文物都留了下来不让拿出展览。
几十年来党，政府和人民时刻不忘先烈，每逢爷爷牺牲纪念日，宁夏回族自治区的党政领导都到家中慰问家属。北京市有关部门及日坛公园，家乡宁安都组织纪念活动，当地的有关党政领导都参加纪念活动。
1987年，北京市政府又重新修建了烈士墓，期间邓奶奶十分关心墓的重建，曾亲切接见家属，亲自审定重建方案，亲自帮助挑选石料，亲笔题写了墓铭志碑文。1988年2月15日爷爷牺牲60周年那天，隆重举行了烈士墓的落成典礼及公祭仪式，杨静仁副总理及有关中央领导同志，北京市党政领导和各界群众及家属应邀参加了活动，我也荣幸的应邀参加了纪念活动。
1976年1月，敬爱的周总理不幸病逝，奶奶和叔叔应邀参加了周总理的悼念活动，带弟弟妹妹参加周总理的遗体告别仪式。我也带爱人和孩子来京参加悼念活动，并代我们单位敬献了花圈和悼念信。1992年7月邓奶奶病逝，叔叔和婶婶带弟弟妹妹参加了守灵活动，沉痛悼念邓奶奶。（我当时出国在德国和意大利）。
爷爷和周总理的战斗情谊是情深似海，党和人民及敬爱的周总理对先烈家属的关怀是恩重如山。1963年4月25日邓颖超奶奶亲自到日坛公园去看望并祭扫望爷爷的烈士墓，5月14日邓奶奶又亲笔给奶奶来信告诉烈士墓的详情随信也代来了周总理对奶奶及全家的问候。
1964年11月末，奶奶当选第三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会议期间，周总理和邓奶奶多次接见奶奶并合影留念。在会议休息时，邓奶奶还亲自陪同奶奶在人民大会堂内参观。1965年1月4日，大会结束后，党和国家领导人与全体与会代表合影，奶奶被按排坐在第一排。毛主席和前排代表一一握手。握手后毛主席己走过奶奶身边。周总理看到后，马上走上前去向毛主席介绍奶奶说：“她是马骏烈士的夫人…”毛主席听后马上又转过身来到奶奶身边，又再一次地和奶奶握手，亲切交谈。
奶奶先后当选宁夏回族自治区政协第届政协委员会常务委员，宁夏回族自治区第四届人民代表大会代表。
1995年家乡宁安人民怀着对先烈无限崇敬的心情，捐资修建了《马骏纪念馆》，北京日坛公园在烈士墓旁又建了《马骏纪念室》，在烈士墓前又安放了烈士半身铜像。烈士墓、纪念馆和纪念室都被命名为爱国主义教育基地。
我们的奶奶和父辈经常教导和嘱咐我们，爷爷和无数革命先烈为了祖国的未来和人民的幸福抛头颅洒热血了。这些荣誉是党和人民给予先烈的。做为先烈的后人我们不能躺在爷爷的荣誉之上，为自己谋取任何东西。倘若躺在先烈荣誉上向党和人民伸手，就是忘记过去，忘记过去就意味着背叛！弘扬先烈的革命精神，传承先烈的革命理想是我们义不容辞的责任。今天我们的国家正处在具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新时代，我们有幸生活在这个新时代是中国共产党人领导全国人民艰苦奋斗几十年才取得的，我们要响应党的“十九大”号召，紧跟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不忘初心 牢记使命”，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而不懈奋斗。爷爷和无数革命先烈是祖国和人民的骄傲，是人民的英雄。
人民英雄 无尚光荣
革命先烈 永垂不朽！
长孙：马竞华
2018年2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