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于抗日战争研究而言，战争无疑是最重要的主题，无论是正面战场、敌后战场进行的军事抵抗，还是围绕战争进行的政治、经济、社会等各方面的动员，都是一种非常态的历史。学界对于抗日战争研究曾有一种反思，认为其经常是一种泛化的对抗战时期历史的研究，而非真正聚焦军事的战争史研究。实际上，我们对抗日战争的研究基本上还是围绕战争论述的，对于战场以外的历史则关注不够。在战争这一非常态的大变局之下，中国社会发生了剧烈变化，原有的日常生活秩序被破坏，与此同时也伴随着新的日常生活秩序的重建，破坏与重建两个过程蕴含着持久战争的常态与非常态的双重性。从日常生活史的视角出发，所见的抗日战争历史图景或许会有不同。

日常生活史强调站在人类日常生活经历与体验的立场上观察历史、呈现历史。抗日战争是近代中国历史上具有划时代意义的重要历史阶段，它对于人们日常生活的改变是巨大的。从日常生活的变迁中可以体认战争复杂而多元的影响。有学者提出，日常生活史研究具有三个特点：一是生活的日常性，即重视重复进行的“日常”的活动；二是一定要以“人”为中心，不能以“物”为中心；三是综合性，由于日常生活是一种综合性的日常活动，单研究某一种个别活动不能反映当时人的完整生活，因此对日常生活的研究一定要在单项研究的基础上进行综合研究。循此而论，日常生活史视野下的抗日战争研究，归根结底，是对战争状态下人的日常活动的综合性研究。战争到底对人的日常生活造成了什么样的影响？战争是怎样改变人的日常生活的？不同时段、不同阶层、不同地区之间有什么样的差别？被改变的日常生活又对整体历史产生了什么样的影响？这些问题的解决有助于理解抗日战争更为广泛和深远的影响。

战争带来的灾难，在不同的时段有不同的表现形式。全民族抗战爆发后，在日军攻势作战与占领初期，日军对民众烧杀抢掠的暴行非常突出，直接的战争暴力对于人们日常生活秩序的破坏是剧烈的，所造成的伤害是显性的。与此同时，随着日军的侵略，政府机关及民众大规模跨区域的迁徙，也是战争初期日常生活秩序显著的变动。而当战争进入相持阶段，大后方国统区、中共抗日根据地与沦陷区的日常生活在物质生活匮乏的共相之下亦呈现明显的差异性。

既往国内学界关于抗日战争对中国社会造成破坏的研究多聚焦显性的侵华日军暴行。一般意义上的侵华日军暴行，大多以违反国际法和人道主义的标准界定，尤其是从战后对日本战争责任的追究与惩治的角度出发，强调有明确责任主体、违反国际法和人道主义原则并有直接的侵害事实与证据的战争暴行，如南京大屠杀、“慰安妇”、细菌战、化学战、战时劳工、重庆大轰炸、“三光”作战等日军暴行。相对而言，对战争造成的非直面的间接影响尤其是对战场之外日常生活的影响则关注不够，但实际战争中慢性消耗与隐性侵害对中国社会的影响或更加广泛和深远。对于后方社会而言，除大轰炸之外，虽然民众基本未受到日军暴行的直接侵害，但他们的苦难确实又是战争造成的。

战争对于大后方各阶层民众日常生活造成的影响是普遍和深刻的。抗战时期在国防最高委员会任职的浦薛凤曾感叹道：“我国长期抗战，一般民众所遭受之浩劫，实惨痛无以复加。即在抗战行都，一般市民与公教人员之艰难困苦，亦属可歌可泣。默思往事，无异一场恶梦。”战时任行政院参事的陈克文也感慨：“战争给予人类破坏的力量是愈来愈深入、广阔，民族健康的破坏到现在，也真到了惊人的程度。”蒋介石在1943年4月6日的日记中称：“前方士气不振，后方人心弛懈，皆因物价高涨，生活艰难之故。经济之于战争之成败，其关系之重大，甚于一切武力。”

既往研究已较多关注到公教人员，尤其是大学教授和高级公务员战时日常生活的巨大变化。有学者以多位民国时期著名教授的日记与书信为中心，结合其他相关资料，还原了大学教授所亲历的战时日常生活的艰辛和困窘，并分析战时知识分子生活贫困化对其日后政治抉择所产生的影响。这位学者还利用近年出版的民国政要的日记和回忆录，详细考察战时大后方公务员，特别是高级公务员的生活状况，借由他们的笔触还原国民党高级干部及其家庭在战时大后方的生活状况，进而分析战时高级公务员生活水平下降的原因、生活差异的具体表现，以及公务员生活贫困化对日后中国政治生态所造成的影响。

学界对于具有自我书写能力的公教人员的日常生活研究较为集中，而对其他社会阶层则研究较少，尤其缺少对社会阶层整体变动的考察。有研究表明，1937年11月国民党政府迁渝后，重庆出现史无前例的阶层易位、身价涨跌现象，其生成语境是战时陪都重庆士、农、工、商的阶层排序被逆转，各阶层的经济地位呈现此消彼长的相对态势。大后方作家对阶层易位现象的书写，重点关注的是身份地位建构中的经济因素，身份地位与知识、权力、道德脱钩后，异化为以金钱来计算和量化的一种符号，公务员与知识分子的身价迅速跌落。身价的变迁不仅涉及生存资源和社会声望的分配，也重构了家庭内部的秩序。

1940年7月，参加行政院政务巡视团湘赣粤桂组考察的经济部秘书吴景超发文认为，农民的生活比抗战之前好得多。西南联大社会学教授陈达表示：“一般的农人，都说物价高贵和他们没有好处，这似乎不合理，不过对于该问题我们值得研究。农民最大的理由是：普通的农家，生活必需品，还是买进的多，卖出的少，以米而论，不够吃的人家多，够吃的人家少。龙街238户中，听说米够吃者仅30户，其他乡村是否情形相似，俟农业普查的材料整理后，我们可得具体的答案。物价是无疑的上涨了，战争以前，龙街近处的中等田每工值国币60元（或每亩180元），现价（二十九年十一月二十九日）每工值1000元。每工田可出米两斗（一斗80斤），战争以前米每升（八斤）值国币4角，现价每升4元，已高十倍。”最后他提出：“假如农夫真正得不着物价高涨的益处，何人得到益处？理由如何？我们对于上列问题应该找寻适当的答案。”上述现象一方面说明战时物价涨跌对不同社会阶层生活影响的复杂性，另一方面也指向战时财富流动的非正常情况。

与一般民众的生活困苦相比，上层党政军部门与个人利用权势大发国难财让人更加难以接受。战争造成生活困难的解释变得越来越难以令人信服，由于部分特权阶层的例外使得“共赴国难”不再具有正当性。中下层社会生活困苦的归因很自然地转向社会的不平等。西南联大教授王力在文章中就写道：“路有冻死骨的反面是朱门酒肉臭。用不着研究经济学，大家都能明白，朱门的酒肉越臭，路上的冻死骨越多。”抗战时期日常生活的变动突显了国统区社会的两极分化和不平等。

同样处于战争状态的中共抗日根据地，生存环境更加艰难，但国共两党的应对能力与效果大相径庭。如果说抗日战争是一场大考的话，中共经受住了考验，国民党却失去了民心。研究表明，抗战时期中共抗日根据地的日常生活发生了非常大的变化，中共通过努力改善和丰富了民众的日常生活。中共抗日根据地最大的特点就是政治力量的观念、意识形态，随着组织的落地生根，逐渐弥散到每一个人的日常生活中，使原本远离政治的生活日常也有了浓厚的政治色彩，呈现中共治理区域通常可以看到的严整景象。这样的变化，不仅在战时，对战后乃至1949年后的中国都有着绵延的影响。

近年来，学界对抗战时期中共抗日根据地日常生活的研究作了较多有价值的探索和尝试。关于华北八路军士兵日常生活的系列研究，涵盖了衣装、卫生、家庭观念、日常斗争等多个方面，在重建抗战时期中共抗日根据地日常生活面相的基础上，深刻揭示了中共的军队管理、军民关系、革命动员等更深层的结构与机制问题，展现了中共革命的丰富性与复杂性。对抗战时期中共抗日根据地日常生活具体个案的研究，也为理解中共社会动员的灵活机制与巨大潜能提供了细致深入的新视角。关于军鞋动员与保障的研究颇有新意。战争年代，军鞋是战士日常必备的基础物资，也是军队战斗力的重要保障。全民族抗战时期，中共在各抗日根据地先后以无偿征派和有偿代做的勤务模式，动员妇女制作布鞋支援军队。军鞋的生产与运送，不仅关乎战士的日常着装与行军打仗，也是连接军民关系的情感纽带。作为日用品的军鞋，使身处后方的妇女与前方火线上的战士凝聚成一股坚强的革命力量，保障了人民战争的胜利。

以往关于抗战时期中共抗日根据地的研究，大多聚焦士兵与农民，较少关注工人，尤其是女工。有学者通过对陕甘宁边区女工生活的研究，展现了这一特殊群体在物质待遇、生理优待、文化娱乐等方面呈现的崭新面貌。抗战时期，中共的局部执政极大改善了基层女工的生活，这一调整过程虽然艰辛，但相对于国统区和沦陷区的女工，边区女工在精神和物质两个方面的待遇都发生了根本的变化。女工日常生活的调整与变化，反映了抗战时期中共社会治理与改造的底层进路，即注重保障民众物质生活、深入塑造民众思想世界，并不断克服现实困难，推动根据地社会的进步。

抗战时期，中共坚持敌后抗战，成功达成持久抵抗的目标，并实现了自身的发展。中共在相持阶段表现出的高效战争动员能力，党政军民一体化的总体战是其发展的重要基础。而抗战的相持严重破坏了国民党的统治基础，他们不仅无法实现高效的战争动员及资源汲取，反而因人力与资源的过度征发导致民怨沸腾。战争造成的普遍匮乏是战时日常生活的底色，但国民党和中共不同的应对反映了两党政治理念和效能的巨大差距，国民党往往知之而不能为，中共则展现其直面和解决问题的突出能力。

在持久战争造成资源紧缺与匮乏的背景下，生存常常成为压倒一切的选项。沦陷区的大部分民众不能说没有民族观念，但生存与抵抗之间实际上存在一个灰色地带。为了生存，民族观念往往是隐性的，面对日伪的统治，民众往往采取表里不一的消极抵制。而许多伪政府要员，出于投机的心理，预判到日本即将到来的失败，与日方也是貌合神离。有研究揭示了沦陷区日常生活的群体差异，沦陷时期南京商贩群体表现出的自利性与投机性及其贻害民众的事实证明了“灰色地带”说的解释力，沦陷区知识分子在1940年后发生分化，但大多选择了表面妥协实则尽力维护民族利益的中间路线。介于中间状态的芸芸众生经历了从幻想到幻灭再到认清日本殖民统治真面目的转变，在非妥协即牺牲的两难选择面前，他们外表顺服但内心充满仇恨。关于北平沦陷时期何其巩与私立中国学院的研究认为，评价何其巩及中国学院在沦陷时期的表现，应该考虑日伪统治下特殊的生存环境，其表面所为多是策略性的，而背后实际的行为逻辑才是判断其是否伪化的关键所在。中国学院之所以能够获得非常态“发展”，与沦陷区学人的道德良心及民族国家认同是分不开的，沦陷区的师生选择到私立学校任教与读书，就是以一种消极的态度抵制日伪公立学校的奴化教育。从日常生活的视角出发，可以获致对日伪统治代理性和傀儡性更加直接的体认。

新世纪以来，学界对抗战时期社会生活的相关研究，涵盖了日常生活的方方面面，客观再现了其全景与实态。但就总体来看，对抗战时期日常生活的现象描述居多，缺乏具有个人主体性经历与体验的深描以及对生活表象背后意义的挖掘，且相关研究较为零散，呈现碎片化特征，未能充分展现与整体历史的关联性。

战争是非常态的，和常态下相对安定的日常生活秩序不同。在战争状态下，民众稳定的生存环境恶化乃至失去，正常的社会秩序也被破坏。但并非所有时段所有区域都处于军事对抗的战争状态，非常态之下亦有所谓战争状态下新的常态。这一视角的转换，对于理解战争对日常生活直接和间接的影响具有重要的价值。

战争是抗战时期的主题，但并非所有时间空间都直接笼罩在战争这一主题之下。对于战争的理解，应该从非常态的战争转向战时的日常性。有学者注意到，全民族抗战爆发初期，华东地区是主要战场，但到抗战中后期，华东正面战场上日军与国民党军的军事冲突大大减少，抗战之“战争”意味逐渐淡去。比如，在宁绍战役中，绍兴突然沦陷，和相持日久之后的松懈有关。经过数年对峙，从防守部队到普通民众，都已呈疲敝之相，可以说陷入战争时期的日常化状态。前线的日常化在抗战中后期具有一定的普遍性。在全民族抗战的8年时间里，并不是时时处处都发生战争，所以应关注抗战时期的常态。当然，战时的日常性与和平时代的日常不同，不宜简单套用。关注非常态的日常性，有助于由表及里、多层次地了解“战时”的含义。

既往抗日战争史的研究，论题大多从民族国家、政党、军队的视角出发，关注抗战时期的政治、外交、经济、军事等方面，以社会、民众、群体或个人的视角研究抗战史的著述尚未引起足够的关注。近年来，有学者呼吁让“人”回归历史，关注个人与结构、与长时段之间的关系，在对结构有充分体认以后重新把人考虑进去。人是历史研究的主体，战时人的生存状态是历史研究者应该牢牢把握的焦点。日常生活史注重以个体或群体的“人”为研究主体，对于把握战时人的真实生存状态具有重要的价值。抗日战争对于中国社会的影响十分深远，如果不只是从战场上的斗争考虑的话，普通百姓对于战争时代的切身感受或许是考察战争影响的重要维度。方德万（Hans van de Ven）提出了战时日常性（Wartime everydayness）的概念，提醒研究者注意这场战争对中国社会、政治、经济和文化的日常影响。在战场以外，这场战争对于大众态度、公众情绪、街谈巷议的影响，对于理解这场巨大灾劫的过程十分重要。战争不只有军事、外交、政治的博弈和斗争，也有衣食住行的生计和喜怒哀乐的情感，战场不只在前线，也在家庭、田地、工厂。抗日战争是现代中国人的共同经验和记忆，但相关研究成果偏重军事外交，忽略个人和群体的经历与体验。通过战时日常性的再现，有助于理解在民族存亡危机下中国民众的苦难、生存和抵抗。

区别于其他领域的研究，日常生活史更强调叙事的传统方式，挖掘与呈现多样化、活态化的个人及群体经历，有助于我们切身体会和审视战争对于人的日常生活的影响。日记、书信、回忆录、口述资料等个人文件的运用，对于重建战争状态下人的真实经历、心灵体验及观念意识具有不可替代的价值。个体性的资料既有助于重建个人真实的经历与体验，也有助于重建战争状态下的历史场景与语境，使研究者能设身处地以历史人物所处的时代考量他们的观念和行为。近年来，有学者提倡利用民间资料特别是日记、回忆录、书信等个体性资料，从不同角度呈现自北向南沿海沦陷城市民众的生存及心理状态。抗战时期生存是第一位的，即使以前的精英阶层也不免要为生存谋划，这在日记书信中有很多鲜活的记录。林徽因曾托陈岱孙帮忙卖表以换取食物。她在信中说：“据我的观察，现时救人救肚子，这三表如同维他命一样都是准备我们吃的。表之自然用处早已是为滋补生命而非记录时间。”林徽因把维他命视为衡量一切价值的标准，只有能转换成维他命的物品才有价值。

现有抗战时期日常生活的研究，大多习惯列举日常生活某一方面的表象，而忽略日常生活与历史整体之间的贯通，陷入琐碎而无序的“碎片化”困境。实则日常生活史具有反映整体社会脉动的重要价值，对于日常生活史的研究，不应割裂与宏大叙事的关联，不能就日常生活谈日常生活。抗战时期日常生活领域发生的变化，实则预示着社会人心的大变动。抗战后期国统区严重的经济危机造成道德风气与民心向背的大转变，一方面是政治风气败坏，贪污中饱私囊的普遍，另一方面是因为抗战之后的生活困苦及对社会不公的切身体验，民众尤其是知识分子对国民党政权的向心力逐渐被强烈的不满所代替，国民党的失败实际上在抗战后期即已种下。

将日常生活史视角引入抗日战争研究，有助于了解战争状态下真实的“人”的境遇和状态，这是既往研究过于注重中日战争、国共斗争视角所遮蔽的部分。当然，抗战时期的日常生活既是研究的对象，也是切入抗日战争研究的角度和提纲挈领的线索，日常生活是抗战历史的有机组成部分，对于抗战时期日常生活的研究也不能畛域自囿，而应作为抗战整体历史的一部分展开，同时与政治、军事、经济等方面保持关联性。在不断挖掘个体性资料的基础上，日常生活史视角的引入将不断拓展抗日战争研究的议题和空间。